王培和 原化工部勞安司司長，長期從事化工安全管理工作，聽說他退休后仍然心系安全，關注安全。經多方打聽，記者終于見到了這位“老安全”。通過與他的交談，發現其不僅是“老安全”，而且還頗多新觀念——
安全地進行生產，是科學發展觀的大實踐
王培和認為，現在的安全問題，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來考慮。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有針對性的，是中央領導在總結前10個“五年計劃”的成敗得失，在研究制定第11個“五年計劃”的關鍵時刻提出來的。這意味著什么，需要很好地來領會。
10-年以前，我國的生產力是什么水平，再以前呢？ 現在是什么水平，到了2010年又將是什么水平？如果我們這些圍著生產搞安全的人，思想跟不上去，就沒法幫助企業搞好安全生產。生產發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了，你作為從事安全監督、安全管理、指導安全生產的人，你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還停留在過去，視野還是局部的，這行嗎？所以說“十一五”期間的安全工作要以人為本，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并給安全生產一個定位，指出它本身就是科學發展觀在物質生產領域的最佳實踐。
企業是局部的，但它的生產安全問題卻不是局部的
王培和說，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社會每個生產實體之間、經濟組織之間相互依存，那種光從局部考慮問題的思路再也走不通了，否則代價會很大。千萬不要誤以為過去局部的、微觀的管理，因為沒發生驚天大事故，就覺得那仍然是可行的。
企業的生產安全問題，以前的確是微觀的、局部的，但現在的生產企業是以能量輸入的加大為特征來展現其規模，規模的擴大使潛在的危險性增大，一旦失控，就變成宏觀的問題，這是企業的內因。外因呢，就是人口密度比過去大，人口因企業而集中，城市因企業而擴大，由于歷史的原因處在郊外的企業，現在已被城市包圍。像重慶天原化工廠就是這種狀況的典型，事故一出，15萬人大轉移，救災投入軍隊、消防隊、地方政府和社區的工作人員及醫療救護人員等，還有整個天原化工廠熟悉氯堿生產的領導幾乎死光了，這些人的潛在價值，還不說對氯堿生產帶來的損失，就說對家庭，這怎么算。誰還有理由說，安全問題只是單純的生產問題，是企業內部的事。
規劃與安全的問題，已在企業的搬遷中悄然顯現
針對危險性大的企業，它的間隔到底是多大，應在什么地方設廠，在生產區周圍允不允許有其他的依附單位，王培和說：“應通過立法來解決。”
他回憶道，過去套用前蘇聯的，包括當時生產和使用光氣的企業，在印度博帕爾事故以后，進行了修改。要求新建的企業一律相距1000米以上，這個也是參考前蘇聯的。前蘇聯地廣人稀，別說現在，就是在過去，我們能跟它一樣嗎。印度博帕爾事故，其危害一直存在著，最近還有報道，說事故對第二代的影響相當大。我所說的立法，還包括規劃，安全問題要納入規劃。在宏觀上應滲透到各行各業，各種專業，否則，這個問題就不能解決。建新廠要重規劃，老企業搬遷，不也是建新廠嗎，不重規劃行嗎？
搬遷只考慮有利于城市是片面的，如果搬遷造成各種危害的轉移更是背倫的。我前幾年到一些經濟落后的地方去，有的地方政府竟然提出，你們有排污多的，或者危險性大的企業，遷到我們這來，我們歡迎，我們可以開綠燈。所以，我認為立法刻不容緩。比如老企業的外遷，就安全嗎？這就是規劃要考慮的，這就是規劃與安全的問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對老企業的搬遷，應該組織各方面的專家進行論證，包括安全和環保方面的專家。北京在通縣發展的是精細化工，這在北京可以，在別的地方就不行，不能都搞精細化工。在全國，一個氯堿廠沒有，不可能，不能完全依賴進口。就像重慶天原，留在重慶市區太危險，遷到萬縣就沒危害了？有危害咋辦？總不能一遷了之，更不能一遷再遷。
因此，我們不能夠把像重慶天原事故暴露出來的問題只當作企業的問題來看。這些問題是客觀的現實，表明過去我們在實踐當中的不足，我們應當正視，認真地總結，應當用科學發展觀來分析這些問題，并讓立法充滿科學精神。
安監部門應設法幫企業解決安全問題
王培和認為，應當把前10個“五年計劃”的安全工作很好地總結一下，找出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像現在的安監部門，這種“一把抓”的建制就比過去好，加之又是各級政府的直屬機構，沒了互相掣肘的問題。過去抓的部門多，好像都重視，實際上容易出現都抓都不抓，都抓都抓不好的局面。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時確實水平太低。建議各級安監局，要充分利用這個好的建制，在內充實相應的具有行業監督職能的部門，配備能進入各行各業，懂專業又熟悉生產的專門人才，千萬不要留下新的遺憾。
現在的政府是服務，服務就要服務到家，要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因為安全上的不少事情，存在于企業，企業自身又解決不了，例如重大危險源的根治或搬遷。所以政府的責任，不只是哪出事故往哪跑，也不是搞搞大檢查而已，應該想方設法幫助企業解決存在的問題，否則，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回到老路上去，創新就成了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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