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用成語“杞人憂天”來指那些不必要的擔心,這與 “庸人自擾”的意義大致相同,如杜甫就有詩云:“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但是,也有人用杞人憂天來表達憂患意識,例如李白的“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梁甫吟》)。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患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人類的安全意識就根植于憂患文化的歷史長河之中。安全文化是文化的一個分支,是人類在獲取生產、生活資料的實踐活動中,為維護自身免受意外傷害而創造的各類物質產品及意識領域成果的總和。安全意識是一種文化觀念與價值判斷,它既具有一定的歷史共通性,也具有特定的時代性。
先哲們對憂患意識的論述,昭示了中國安全文化觀念的變遷。春秋戰國,列國紛爭,興衰無常。國家安危不時發生轉換,存亡繼絕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間。于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便疾聲告誡:“于安思危,危則慮安。”(《戰國策•楚策四》)難能可貴的“憂患意識”得以培育與激發。自秦以后,歷代統治者為擴大疆域、保家衛國而勵精圖治。由群居、部落、氏族而形成“家——國”合一的“風險分攤體系”形成后,封建社會中的憂患文化就演化成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位卑未敢忘憂國”,體現是作為國家的依附群體對家國安全的一種期望。
居安思危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最早說到居安思危的是《周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這就是說,缺少守成憂患意識,就要導致危、亡、亂 。后來《左傳》中也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老子和莊子主張養身、正身,以退避禍難求得保全。人生苦短,草木尚且凋落,人若無災無難倒是怪事。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 (《道德經》)老莊哲學強調的是“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的辯證道理。道家認為災難、死亡都在所難免,把災變與死亡視為正常與必然之事,并從禍與死的黑洞中看到福與生的曙光。老子知道禍與福的對立統一關系,指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莊子蔑視死亡,妻子死去,“鼓盆而歌”,慶祝她成就人生回歸自然。
與道家主張禍福從容、處變不驚不同。儒家主張善養浩然之氣,慷慨以天下為己任,但趨福避禍,重現實,重生死,寵辱若驚。孔子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也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孟子•告子下》)。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舍身取義”,雖然視死如歸,但都認為生與死、禍與福是對立而不能轉化的。因此,災難與死亡在儒家那里往往是絕對和不正常的。
漢代萌芽的“曲突徙薪”的風險防范意識,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背景之下沒有形成文化主流。“昌必有衰,興必有廢”(漢•王充《論衡•治期》)。雖然如此,人民依然形成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憂患意識。
南北朝詩人庾信寫道:“夕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枯樹賦》)。這都是認識到人在自然中的軟弱,從而對災變生死作好準備。
唐以下論述居安思危的則數不勝數。安者,人之所欲所求;危者,人之所避所惡。“守成憂患”之說,始見于唐,并作為治國準則,為歷代推祟沿用。唐朝的諫臣魏征明確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唐•吳兢《貞觀政要•政體》)、“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諫太宗十思疏》)。人們在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時疾聲告誡:“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唐•吳兢《貞觀政要•災祥》卷十)。居安思危的思想閃耀著憂患的哲思。
北宋文學家張載在其名篇《西銘》中也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貴福澤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而貧賤憂戚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豪華盡出成功后,逸樂安知與禍雙”(王安石),“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歐陽修),這些論斷包含中國人對逆境憂患與奮發圖強的思考智慧。
有人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稱之“罪感文化”,把中國文化稱之“憂患文化”。這種“憂患文化”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文化與價值的取向,體現了一種濃厚的時代精神。
到了近代,有志之士大聲呼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喚醒了普通民眾的憂國意識。
到了現代戰爭期間,那種革命的話語與奉獻精神力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個體的生命意識服從于集體與國家的需要。它秉承了屈原“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的高唱;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為家”的執著;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長吟;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幽思;魯迅“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探索。先天下之憂成就了時代不屈的猛士。
然而,從消極的禍福相依到憂國憂民,唯一忽視的是對個體生命的敬重。社會經濟的發展既創造了新的財富,也帶來重大傷亡或危機。當代社會則強調“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當下的安全文化是保護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科學安全地實現人的價值的文化,其核心是安全素質,包括文化修養、風險意識、安全技能、行為規范等等。于是,災難中死亡的個體,不再是一組簡單、冰冷的數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智慧,也就是敬畏我們自己!
從杞人憂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國“憂患文化”得以奠基與沉淀。從諸子百家對宇宙生成的哲學拷問、有識之士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念,到日常危機中老百姓的風險焦慮,對自然、生命的敬畏之情進入我們靈魂的深處。
災害與危險通過全球媒介形象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恐怖襲擊、非典、禽流感、礦難頻發、食品安全、道路安全、施工安全……安全無所不在,散落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角落。居安思危的文化傳統教給我們的不是“庸人自擾”式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必須從傳統文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鼓勵公眾學會與常態的風險共存,樹立一種風險意識,并在日益進步的安全防范中居安思危。只有認識危險與安全、生存與滅亡的辯證轉化的可能性,尊重個體生命的價值,我們才會心胸寬大、進退自如,不會在突發事件和災難面前驚慌失措、怨天尤人。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擁有一種更健康、更安全、更有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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