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網 www.zltai.com 　　一群湖南籍的女打工者在廣州街頭等待雇主。未來的生活中，充滿了艱辛，可是會有多少人去關注她們的命運呢？
　　
　　這是一個典型湖南籍農民工家庭，不同的年齡階段、學識水平和成長環境，造就了各自的人生態度，也讓他們有著不同的訴求和理想。
　　
　　但是，生活卻記錄下同樣的創業艱難。記者走近這個打工家庭，以及他們的朋友，試圖還原出千萬個遠在廣東的湖南打工者的生活本真。
　　
　　他們的生活飄忽不定
　　
　　陳明軍和張小英有3女1兒，其中大女兒陳紅花已在廣東番禺結婚育子，另有兩個小女兒分別在廣東肇慶和廣州天河做工，一人已和男朋友處于熱戀中。最小的兒子陳健去年初中畢業后也來到新塘學徒，一家6口人在這片土地尋找各自的未來。
　　
　　每天清晨6點左右，43歲的陳明軍就習慣性地早起。匆忙吃過早餐，他要趕往民工自發形成的勞務市場等工。所謂的市場，其實就是民工的零工集散地，分布于增城新塘的路口要道，一旦有貨車停下來，民工兄弟們則涌上前去接受“挑選”，大家希望得到一份搬運或其他臨時體力活，以獲得每小時15元左右的報酬。
　　
　　在新塘從事重體力活的農民工中，幾乎都來自湖南衡陽和邵陽，大約有500余人，其中不乏瘦弱的婦女。他們風雨烈日中等候，生活飄忽不定，也靠極不穩定的工資養家糊口。
　　
　　不愿再回到農村去了
　　
　　在愛人張小英出事后，陳明軍已沒有心思再去上工，兒女們也擱下了工作，來到父親的住所處理善后。
　　
　　大女兒陳紅花是在丈夫的陪同下，抱著1歲大的女兒從番禺趕到新塘的。2001年夏，陳紅花獨自跑到番禺，在當地一家玩具廠打工，當年僅有19歲。生活的艱辛與單調，催生了愛情之花。很快，陳紅花與同廠工人吳青柏相戀。吳是湖南邵陽人，見識多，人也幽默，這讓陳紅花很傾心。又是一個秋天，兩人登記結婚了。其間，陳紅花的兩個妹妹初中畢業后，也來到廣東打工。但由于工作忙，姐妹一年間難得見面。
　　
　　2005年，陳紅花的女兒出生，她只得放下工作做起了全職母親。如今，一家三口租住在工廠附近的一間小房子內，一個月租金是170元。丈夫吳青柏告別了流水線，升到了管理工的位置。“雖然他月工資有1500元，但還要負擔老家父母的生活費，加上我們母女的開支，一個月余不下錢。”
　　
　　外出打工5年，愛情是陳紅花最大的收獲。她說，雖然目前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畢竟自己邁出了農村，這是件讓人高興的事情。她說，“如果幸福的滿分是100分，我覺得我現在得了80分。”
　　
　　當問到是否會在番禺買房置業時，陳紅花愣了一下，隨后她說：“還沒想到那一步，盡管自己還不算真正的城里人，但不愿再回到農村了”。對于今后，陳紅花用最質樸的語言說出了自己的兩大計劃：要全力支持丈夫把工作搞好，多賺些錢；即使花費再高，也要讓女兒在廣東接受教育，直到上大學。
　　
　　新聞回放
　　
　　張小英慘死事件
　　
　　9月20日上午9時40分左右，廣州增城新塘匯美西路與荔新路交界處，42歲的湖南衡陽籍女工張小英橫過馬路時，手持的鐵鍬刮到一輛豐田轎車，司機將其揪回，抓住她扇了一個耳光，張小英摔倒在地。一輛貨車正好經過，她的頭部被貨車后輪軋過，當場死亡。有目擊者說，張小英倒地前，被小車司機推了一下。
　　
　　有錢了自己開店當老板
　　
　　陳明軍的二女陳紅香今年20歲，在肇慶一服裝廠的制衣車間打工，雖然每天的工作長達14個小時，但月薪卻不到700元。
　　
　　工作3年來，她不停地在換工作單位，因此工資一直漲不上來，給自己買了臺手機和過年過節給父母給點錢后，她也沒能余下積蓄。18歲那年，陳紅香交了一個男朋友，對方是工廠的同事。2005年，她去了男朋友的老家張家界，并在那里過了年。
　　
　　由于陳紅香之前沒有通知家人，這讓母親張小英很著急，她在家胡思亂想，最后匆忙趕到廣東尋人。“那是母親第一次到廣州，來了之后，看到這里比呆在家好，就留了下來。”陳紅香說。
　　
　　現在，陳紅香感到很愧疚：要是當初自己懂事，母親也不會來到廣東尋找自己，也就不會出了這么大的事了。“每次出門，媽媽都叮囑我要給家里打電話，可是，我真的不懂事。”
　　
　　陳紅香說：“廣東的菜不好吃，每次見到媽媽，她都會給我準備10多個茶葉蛋和咸菜。我知道她最喜歡吃燉豬腳，可我見得最多的是她吃青菜泡飯，只有在全家團聚的時候才買豬腳，還要燉上好幾道湯出來，第二天可以煮河粉吃。”
　　
　　盡管沒有多少積蓄，可是陳紅香和妹妹陳紅艷、弟弟陳健都有了做生意的打算。陳紅艷到廣州不到一年，在天河城學做皮衣，陳健則在新塘一間美發中心做事，兩人都還是學徒，要靠父親養活著。
　　
　　陳紅艷說：“爸爸媽媽都同意我們出來，也想我們早點賺錢，把日子過得好些。畢竟家里的樓房還沒完工，3年前準備修兩層樓，因為沒錢，到現在還只修了一層。”陳健說，等自己成為師傅了，先工作一兩年，賺夠了開店的錢后，就不打工了，自己做老板，“至少也要到城市里開個理發店。”
　　
　　10多年依然走在城市邊緣
　　
　　張小英走了，卻留給湖南老鄉一連串顧慮：誰來保障自己的安全，誰來為自己的遭遇說話？當張小英被車撞倒時，近20個湖南老鄉是目擊者，44歲的陳明定就是其中之一。
　　
　　“我參與了這座城市的建設，可我卻怎么也找不到家的感覺，依然只能睡在出租屋里。”陳明定說，“現在，我只能拼命多賺點錢，留到老來時用。”
　　
　　1993年陳明定就來到廣東。10多年來，陳參與過修路、在工廠做工、在建筑工地建房子，起初每個月的工資不到600元；10年后，當年只有2條石板路的新塘鎮變成了制衣廠林立的衛星城，可陳明定除年歲增長外，其他并無所獲。“當年我是抱著發財夢來的，13年過去了，我的工資漲到1000多，但這點工資能滿足一家人的嘴巴也就不錯了。”
　　
　　記者走在新塘街頭，飯店、超市中的某個角落都可以聽到湖南話。據保守估計，目前，陳明軍所在的河口村以及鄰近的黃石村，大約有1000湖南人分布在新塘鎮各廠以及街巷打工，他們大部分每個月給家鄉郵寄去200至600元不等的生活費，用于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的開支和自己養老備用。而這座小鎮，聚集了大量的制衣企業，其中不乏國際品牌的工廠，有些衣服一件的售價，可能比他們一個月的工資還多。
　　
　　坐在擁擠的小房中，陳明軍的一番話讓大家著實于心不忍。陳明軍說，老婆張小英因為用鐵鍬掛了一輛車遭到不測，“可之前，我們從來就沒有坐過這么高級的小轎車，坐過最好的車還是在衡陽攔下的出租車，眼看著跳表就趕緊下車走路了，當時花了我6塊錢。”陳說，在廣州的士的起步價很高，自己從沒有乘過出租車。“每次和老婆到番禺看大女兒一家，都要路過鳳凰城和碧桂園（當地景點），我們只是遠遠看看風景，沒敢買票進去，太貴了。”
　　
　　記者手記：為什么悲劇才喚起注意
　　
　　張小英死了。
　　
　　這個42歲來自湖南衡陽農村的女工，媒體在報道此事時，曾一度搞不清她究竟叫“張小英”還是“陳小英”。
　　
　　不管是姓張還是姓陳，都不重要，名字只是一個代號。如果沒有發生這宗慘劇，還是有人會叫她張小英，也有人叫她陳小英，畢竟她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工，像她這樣的人在城市里多得很，誰也不會過多注意。
　　
　　是的，因為一幕慘劇，她用生命的代價喚起了我們的注意，但還有更多的“李小英”“王小英”呢，是不是也要等到悲劇發生了，我們才會恍然發現，這個城市一直無聲地將他們排除在外？
　　
　　5月30日，廣州市安監局局長梁醒蝦說，今年1至5月，廣州市共發生各類事故3893起、死亡695人，其中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傷亡事故占企業職工傷亡事故總數的八成，事故死亡人員的就業類型以農民工、外來工為主。
　　
　　衛生部公布的2005年職業病防治形勢報告顯示，全國每年報告職業中毒和農藥中毒病人近3萬名，受職業病危害人數超過2億，這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工。農民工承擔著城市人不愿或不敢做的“高危活”，是患職業病的高危人群。然而，他們由于缺乏穩固的勞動關系，在健康或生命受到侵害時，往往得不到有效保護，待到發病卻為時已晚。另外國務院研究室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全國每年因工傷致殘人員近70萬人，其中農民工占多數。《調研報告》指出，農民工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很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勞動保護。農民工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勞動環境差、危險性高的勞動崗位，拿著最低的工資，卻干著最重、最苦、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但與此同時，許多企業使用缺乏防護措施的舊機器，噪音、粉塵、有毒氣體嚴重超標，又不配備必需的安全防護設施和勞保用品，對農民工不進行必要的安全培訓，致使其發生職業病和工傷事故的比例居高不下。
　　
　　有評論指出，農民工群體所缺乏的權益保障，集中表現之一在于其生命權和健康權得不到社會的尊重和維護。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城市里，不少招用農民工的企業往往抱有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農民工進城無非是為掙錢，“他們是自愿干城里人不敢干的玩命活兒，給他錢就是了”。對此，上海農民工讀書會會長胡一心認為：“如果以為農民工是為糊口掙錢，危險的活兒就該他們上，同時也不必考慮生命安全保障措施，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生命歧視。”
　　
　　有關農民工的國民待遇問題，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視，2005年7月中旬，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宋洪遠說，溫總理給他們布置了一個最重要的課題是：把農民工的問題徹底搞清楚。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紀韶隨即接受了國家發改委的委托，做一個有關農村流動人口的課題，并為此專赴東莞調研。她認為，在整個珠三角，外來務工人員已劃分成了三大類：一類人靠苦力吃飯，一類人靠暴力吃飯，還有一部分成了“傍老族”，他們往往和父母一同出來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變成了游蕩在城市邊緣的閑人，由父母養著。
　　
　　在張小英這個事件中，僅僅因為轎車被她手持的鐵鍬不小心刮花了，豐田車主就在馬路中間對她大打出手致其倒地被車碾死，當家屬趕到車主所辦的制衣廠去交涉時，廠方一女負責人更是放出話來，說他們不怕打官司，“量你們窮人也打不贏官司！”
　　
　　當我結束泰國的采訪來到廣州，已先我到達增城采訪的記者龍源將以上情況告訴我時，我只感覺到一股熱血直往上沖：這個女負責人來自骨髓深處的情緒，已不僅僅是歧視，簡直就是蔑視了，既蔑視她所說的“窮人”，也在蔑視法律，更是一種可怕的歧視。 安全文化網 www.zlt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