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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太原3月23日電(記者王炤坤 陳忠華)
山西朔州市平魯區細水村村民仝得運的兒子仝青,在朔州“3·19”特大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難。讓老人稍感安慰的是,遇難的兒子將獲得20萬元賠償,“有了這筆錢,可以供孫子孫女們讀完高中了。”
和仝得運老人一樣,“3·19”礦難的遇難者家屬都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承諾:即使事故礦主一時資金有困難,政府也將想盡一切辦法先行賠付。
從2004年年底開始,包括山西在內的中國一些煤炭產區大幅提高了煤礦事故遇難人員的賠償金額。山西2004年年底出臺新規定,凡發生死亡事故的煤礦,包括各類保險在內,對遇難礦工的賠償每人不得低于20萬元人民幣,這個數額相當于航空乘客遇難后所獲賠償,也是目前中國內地最高的死亡賠償標準之一。今年以來,貴州、河北等煤炭產區也陸續出臺了類似規定。
據了解,山西省去年12月以來發生的3起較大煤礦事故中,每名遇難礦工都得到了20萬元賠償,全部由煤礦業主賠付。
分析人士認為,一些產煤省區“祭”出重典,提高死亡賠償標準,不僅能促使業主重視安全、增加投入,更體現了中國政府重視礦工生命、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加強煤礦安全,保障礦工生命,成為關注的熱點和焦點話題之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此提出多項議案,并認為煤礦安全生產事關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
礦工是中國目前工作安全保障條件最差、勞動強度最大的職業之一。據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全國煤炭行業每年死亡人數接近6000人,從業者尤其是小煤礦工人以農民工居多。這些礦工多為青壯年,是全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在低賠償標準下,礦工遇難后其家屬的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據了解,一些小煤礦對遇難礦工的平均賠償約在5萬元左右。即使是國有煤礦職工遇難,所獲賠償最高也很少超過10萬元。提高賠償標準后,可以幫助遇難礦工家屬緩解生活壓力,將孩子順利撫養長大并接受正常教育。
中國是世界產煤大國,產量大但生產集中度較低,為數眾多的小煤礦年產規模只有3萬噸左右,有的甚至不超過1萬噸。由于這些小煤礦開采方法原始、開采工藝落后,礦主往往依靠增加下井人數來謀取經濟利益。在低賠償標準下,煤礦主從思想上不重視安全,導致礦工生命得不到應有保障。
“制定高額死亡賠償標準,就是要讓煤礦老板產生割肉之痛,促使他們不斷增加安全投入。”山西省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鞏安庫說。
許多小煤礦業主對此深有感觸,“現在死一個人要賠20萬,可不是小數目,以后要想賺錢,就得花大錢搞好安全,一旦出事,就要傾家蕩產了!”山西省鄉寧縣臺頭鎮一位小煤礦老板說。
“提高煤礦死亡賠償標準的另一個目的,是督促各類煤礦不斷規范用工行為,將礦工納入各類保險網,保障工人們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山西省副省長靳善忠說。
朔州“3·19”礦難涉及的兩個煤礦,井下一線礦工于今年初購買了意外傷害保險,每名遇難礦工將可獲得3萬元人民幣賠償。目前,朔州市已有半數小煤礦為礦工購買了意外傷害保險;而在山西省南部的晉城市,大多數小煤礦也都參加了這一保險。
據山西煤炭工業社會保險事業局介紹,這個省去年啟動了國有重點煤礦工傷保險,目前已有42萬名職工參加,納入了“職業安全網”。據悉,山西省將力爭用3至5年時間,在國有重點煤礦建立并完善經濟補償、預防和康復“三位一體”的工傷保險制度,同時建立不同形式的補充工傷保險和職工互助共濟的保障制度,逐步形成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管理與服務專業化的煤礦職工社會保障體系,構筑一道職工“職業安全網”。
有關專家指出,煤礦事故頻發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抓好煤炭安全生產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任務。提高賠償標準無疑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但要保證煤炭生產的長治久安,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期專門研究部署了進一步加強煤礦安全生產工作的事宜,進一步強化“國家監察、地方監管、企業負責”的煤礦安全工作格局;決定今年安排30億元基建資金,支持國有重點煤礦安全技術改造,主要用于瓦斯治理。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22日表示,從2005年起,通過多渠道籌集資金,爭取用2至3年的時間,基本完成煤礦安全技術改造任務。
此外,加大對小煤礦的治理整頓和安全監管,仍然是當前煤礦安全生產工作的突出任務。
據了解,科技部在“九五”“十五”期間分別拿出數千萬元,對平頂山和淮南煤礦的瓦斯災害進行科技攻關,近幾年這兩個昔日瓦斯成災的礦區生產安全有序。實踐證明:只要技術和投入到位,加上責任明確和監管有力,完全可以大幅度減少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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