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體時代，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收割種田，管田整地。”意思就是說，男人負責種田，女人負責管田，各司其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拉到了八十年代，一直拉了三十多年；大集體時代，也是一個時代的烙印，大凡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在自己腦海里銘刻著一道時代的印記，證明著經歷了“大集體”的那道坎，這道印記讓人一輩子也忘不了。

大集體時代，一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大書，不知多少人讀過，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眾多的讀者中不知有多少個“哈姆雷特”，而每人都寫好大集體時代，寫好“哈姆雷特”的經歷，寫好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就是完美的大集體時代。我因感情的沖動，也把那一段歷史從腦海深處扯出來，讓它變為靈動的文字，走進人們的視野，進入大腦咀嚼，權當作茶余飯后的一段笑料罷了！

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說不上榮幸不榮幸地搭上了“大集體時代”的班車，要說這班車還是趕得晚了一步，不過前人拉著后人推著自己挪動著還是走進了前半截車廂，拾著千人的牙慧，借著后人的智慧，自己再稍微有所發揮，也就使腦海中“大集體時代”的影子從模糊中漸漸變得清晰起來，也如深水中的石頭漸漸露出了水面，“大集體時代”隨之走進了字里行間。

大集體時代先是按時間順序走進了頁面，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頁頁打開，一直翻揭到八十年代初的，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前。每一頁乃至每個章節中，都是鄉村百姓用辛勤的汗水流淌出的文字，文字是靈動和流動的，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經歷了互助組、農業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大躍進、“四清”、“文革”等整整30年的漫長歷程。這不平凡的30年，經歷了時代的風云變幻，也經受了人世間的悲歡冷暖，成為我國農村的一個時代縮影。曾給多少國人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記，也曾給多少人留下痛苦、悲傷和心酸。大集體時代的30年不知讓多少國人回憶和感嘆。

我又順著腦海的蛛絲馬跡，搜尋到大集體時代的管理模式，那就從我出生的年代說起吧，我一出生就踏入了“人民公社化”道路，也就是人民公社時期。全國農村普遍形成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管理模式，一個村子就是一個大生產單位，稱為：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再按照人口、居住區域等劃分出幾個或十幾個生產小隊不等，像我們那樣的大村子，就劃分出了12個生產小隊。生產小隊在大集體時代就屬最小的生產單位。“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即使最小的生產隊，也配備了整齊的班子，有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員、婦女隊長、民兵排長等，在有些大的生產隊還配備了副隊長，那時都流傳著：“生產隊長是安排活的，副隊長是領著干活的。”因而，生產隊長大都腦瓜靈，副隊長大都身體棒。

大集體時代的大隊辦公室大都設立在每個村子的中央，設立的大隊黨支部一套班子就在此辦公。而各個生產小隊一如一個個“鳥巢”一樣分布在村子的角角落落，一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一塊大地。在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建起了飼養屋、倉庫、場院、豬圈等，這都是每個生產隊必不可少的。建起的飼養屋用途很廣，一頭單獨隔出一間，盤起了土炕，用于生產隊臨時開會、辦公、剝花生基數、飼養員晚上值班等；還壘起了鍋灶，偶爾用于煮豬、牛下貨分給每戶社員，或滿足社員晚上加班集體吃飯用。在其余幾間都立了牛樁，按了牛槽，每頭牛收工回來都各就各位，并列在飼養屋的一側休息、飲食，飼養屋的墻上一律掛著牲口籠嘴、套繩、鞭子之類的。似乎有了這些，飼養屋才能稱得上飼養屋。大集體時代的倉庫，是儲存糧食種子、農藥用的，也是離不了的；生產隊里的豬圈大都建得很大，養著幾頭豬，每年到了年首歲尾，殺幾頭豬為常年聞不到肉味的社員解解饞，積攢的豬糞運到田地里，犒勞犒勞那些農民的“命根子”；生產隊里的場院大都離飼養屋不遠，每年夏天用來儲存、梳打小麥，秋天用來摔花生、剝玉米等，那時的場院就像是練兵場，一粒粒糧食“練”進了糧倉。

大集體時代的飼養屋、場院就是一道道靚麗的風景，那是生產隊里最熱鬧的地方，糧食都從這里分到了各家各戶，信息都從這里進進出出；那里也曾是孩子們玩耍、嬉鬧、追逐的天堂，是孩子們留下童年腳印和幾多夢想的地方，每每回憶這些，那個年代的孩子定會銘記不忘。

大集體時代每個生產隊出工都有相對固定的時間，因那時貧窮落后，家里有鐘表的很少，生產隊里也沒有錢，鑄不起大鐘，用來傳遞時間號令的信息大多用鈴。因而那時每個生產隊社員居住集中的地方，大都在高高的木桿或豎立的樹枝上懸掛著鈴，上工早晚，全憑鈴聲為號，這個時間早晚一般由生產隊長來把握，由各生產隊隊長來打鈴。兒時記得，有時老家十幾個生產隊的鈴聲接連響起來的情景：“叮叮當當、叮當當、叮叮當……”形成了美妙的旋律，打破了村子的沉寂，也分不清是哪個生產隊的鈴聲了。而一旦那棵近百年老槐樹上掛著的大鐘響起，聽起來特別響亮、清晰，其它的鈴聲就會一個個被壓下去。這是那個年代所特有的鐘聲，回響在我童年、少年的歲月里，如今已悄然遠逝，淹沒在歲月的長河里。時至今日，每每回憶，只有這口大鐘的聲音仍如此洪亮、清晰，聲聲直抵我的靈魂深處。其它只有我所在的第一生產隊的鈴聲還時常在我心里回響……

大集體時代每個生產隊出工都有一個固定地點，大都是離生產隊長居住不遠的地方。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產隊長都會先到這個匯聚的地方，似乎很傲然地伸手扯起了鈴繩，敲響了鈴聲。那時社員聽到了鈴聲，一如士兵聽到了沖鋒號聲，就會從四面八方迅速向集聚地匯聚。常常聽到生產隊長扯起嗓子喊道：“青壯年跟著副隊長去送糞，婦女跟著婦女隊長干，四個老頭跟著我堂兄到南長溝耕地……”每每聽到這樣的聲音，就會隱隱感到生產隊長也是一個不小的官，哪像現在這樣把村長都不當干部。

隊長分工后，各個生產隊里的社員分布在村子遼闊的田野里，一隊隊推車送糞的，身后響起了一陣陣小推車“吱吱扭扭”的美妙響聲，既像悠揚的笛音，又像清脆的鳥叫聲，打破了空曠田野的沉寂；一個個趕牛耕田的，分布在田地的各個角落，吆喝牛的“啊、啊、哩哩、啦啦”聲，揚鞭摔出的“叭叭、叭叭”聲此起彼伏，一如鄉村田野農耕合奏曲。這是大集體時代所特有的鄉村農耕圖，也是那個時代獨特而美妙的旋律。

大集體時代的農村實行的是工分制，也就是集體勞動評工記分，每個社員每天按照生產隊長分派的活，干完了活，到了晚上，記工員按出工時間或按勞動量給每個勞動力一一記工分，最后逐月累計，交由生產隊會計核算，家家戶戶便可按所得的工分進行分配，分糧、分錢。那時同一生產隊里的社員工分也不一樣，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體評議的方式決定每人每天應得多少工分。評議的依據，主要看每人在勞動中的長期表現和現實勞動量，其次，還要看性別、年齡、勞動能力等方面，最后，生產隊長全面衡量，評定下每個社員的工分。

“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工分評定是那個年代衡量勞動力的勞動標準，對一個家庭、社員來說都十分重要，直接涉及到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評定好了，保持穩定，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評定不好，造成整個生產隊混亂，社員出工不出力。我那時就覺得評定工分是關系到養家糊口、衣食飽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難的是對“老弱病殘女少”勞力的評定上，很難運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評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讓，評議中要做到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爭吵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有時評著評著就“流產”了，有時評議工分的時間比下地干活的時間還長，很早就收工回來開始評工分，評到半夜還評不出個“子丑寅卯”來，社員之間為評定工分爭論不休，爭的面紅耳赤是常事，不爭論成為不正常的了，嚴重傷害了鄰里、相親間的感情。那時，我所在的生產隊算評定好的，處于相對穩定，幾乎沒有鬧事的。而親眼所見別的生產隊，每到評工分的時候就亂套了，隊長評一次就夠一次，社員評一次就打一次，而且常常在生產隊的場院里打群架。那時評工分的血腥味讓人觸目驚心，現在仍記憶猶新。如今，記工分的年代已過去30多年了，農民的勞動不再需要用記工分的方式來衡量，只有那段記工分的時光，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不，它已深深地印刻在那時鄉村歲月的皺紋里。

大集體時代，還有一切分配都需要用“牛尾巴秤”稱量，收繳公糧、剝花生種也需要用“牛尾巴秤”稱量，也可以說是“稱量的時代”；大集體時代還是一個“票證時代”， 那個時候，吃飯需要用糧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買布需要用布票，割肉需要用肉票，這是人人都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離不了的，這都是大集體時代的特色。

由大集體時代的生產隊，以小見大，就可窺見到那個時代的生產大隊、人民公社，幾乎都是一樣的模式，這是世界僅有的中國特色，也是中國僅有的時代特色。

大集體時代，是一個時代的影子，這個影子拉得有點長，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拉到了八十年代，一直拉了三十多年；大集體時代，也是一個時代的烙印，大凡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在自己腦海里銘刻著一道時代的印記，證明著經歷了“大集體”的那道坎，這道印記讓人一輩子也忘不了。大集體時代，一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大書，不知多少人讀過，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眾多的讀者中不知有多少個“哈姆雷特”，而每人都寫好大集體時代，寫好“哈姆雷特”的經歷，寫好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就是完美的大集體時代。我因感情的沖動，也把那一段歷史從腦海深處扯出來，讓它變為靈動的文字，走進人們的視野，進入大腦咀嚼，權當作茶余飯后的一段笑料罷了！

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說不上榮幸不榮幸地搭上了“大集體時代”的班車，要說這班車還是趕得晚了一步，不過前人拉著后人推著自己挪動著還是走進了前半截車廂，拾著千人的牙慧，借著后人的智慧，自己再稍微有所發揮，也就使腦海中“大集體時代”的影子從模糊中漸漸變得清晰起來，也如深水中的石頭漸漸露出了水面，“大集體時代”隨之走進了字里行間。

大集體時代先是按時間順序走進了頁面，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頁頁打開，一直翻揭到八十年代初的，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前。每一頁乃至每個章節中，都是鄉村百姓用辛勤的汗水流淌出的文字，文字是靈動和流動的，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經歷了互助組、農業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大躍進、“四清”、“文革”等整整30年的漫長歷程。這不平凡的30年，經歷了時代的風云變幻，也經受了人世間的悲歡冷暖，成為我國農村的一個時代縮影。曾給多少國人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記，也曾給多少人留下痛苦、悲傷和心酸。大集體時代的30年不知讓多少國人回憶和感嘆。

我又順著腦海的蛛絲馬跡，搜尋到大集體時代的管理模式，那就從我出生的年代說起吧，我一出生就踏入了“人民公社化”道路，也就是人民公社時期。全國農村普遍形成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管理模式，一個村子就是一個大生產單位，稱為：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再按照人口、居住區域等劃分出幾個或十幾個生產小隊不等，像我們那樣的大村子，就劃分出了12個生產小隊。生產小隊在大集體時代就屬最小的生產單位。“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即使最小的生產隊，也配備了整齊的班子，有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員、婦女隊長、民兵排長等，在有些大的生產隊還配備了副隊長，那時都流傳著：“生產隊長是安排活的，副隊長是領著干活的。”因而，生產隊長大都腦瓜靈，副隊長大都身體棒。

大集體時代的大隊辦公室大都設立在每個村子的中央，設立的大隊黨支部一套班子就在此辦公。而各個生產小隊一如一個個“鳥巢”一樣分布在村子的角角落落，一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一塊大地。在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建起了飼養屋、倉庫、場院、豬圈等，這都是每個生產隊必不可少的。建起的飼養屋用途很廣，一頭單獨隔出一間，盤起了土炕，用于生產隊臨時開會、辦公、剝花生基數、飼養員晚上值班等；還壘起了鍋灶，偶爾用于煮豬、牛下貨分給每戶社員，或滿足社員晚上加班集體吃飯用。在其余幾間都立了牛樁，按了牛槽，每頭牛收工回來都各就各位，并列在飼養屋的一側休息、飲食，飼養屋的墻上一律掛著牲口籠嘴、套繩、鞭子之類的。似乎有了這些，飼養屋才能稱得上飼養屋。大集體時代的倉庫，是儲存糧食種子、農藥用的，也是離不了的；生產隊里的豬圈大都建得很大，養著幾頭豬，每年到了年首歲尾，殺幾頭豬為常年聞不到肉味的社員解解饞，積攢的豬糞運到田地里，犒勞犒勞那些農民的“命根子”；生產隊里的場院大都離飼養屋不遠，每年夏天用來儲存、梳打小麥，秋天用來摔花生、剝玉米等，那時的場院就像是練兵場，一粒粒糧食“練”進了糧倉。

大集體時代的飼養屋、場院就是一道道靚麗的風景，那是生產隊里最熱鬧的地方，糧食都從這里分到了各家各戶，信息都從這里進進出出；那里也曾是孩子們玩耍、嬉鬧、追逐的天堂，是孩子們留下童年腳印和幾多夢想的地方，每每回憶這些，那個年代的孩子定會銘記不忘。

大集體時代每個生產隊出工都有相對固定的時間，因那時貧窮落后，家里有鐘表的很少，生產隊里也沒有錢，鑄不起大鐘，用來傳遞時間號令的信息大多用鈴。因而那時每個生產隊社員居住集中的地方，大都在高高的木桿或豎立的石柱上懸掛著鈴，上工早晚，全憑鈴聲為號，這個時間早晚一般由生產隊長來把握，由各生產隊隊長來打鈴。兒時記得，有時老家十幾個生產隊的鈴聲接連響起來的情景：“叮叮當當、叮當當、叮叮當……”形成了美妙的旋律，打破了村子的沉寂，也分不清是哪個生產隊的鈴聲了。而一旦那棵近百年老槐樹上掛著的大鐘響起，聽起來特別響亮、清晰，其它的鈴聲就會一個個被壓下去。這是那個年代所特有的鐘聲，回響在我童年、少年的歲月里，如今已悄然遠逝，淹沒在歲月的長河里。時至今日，每每回憶，只有這口大鐘的聲音仍如此洪亮、清晰，聲聲直抵我的靈魂深處。其它只有我所在的第二生產隊的鈴聲還時常在我心里回響……

大集體時代每個生產隊出工都有一個固定地點，大都是離生產隊長居住不遠的地方。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產隊長都會先到這個匯聚的地方，似乎很傲然地伸手扯起了鈴繩，敲響了鈴聲。那時社員聽到了鈴聲，一如士兵聽到了沖鋒號聲，就會從四面八方迅速向集聚地匯聚。常常聽到生產隊長扯起嗓子喊道：“青壯年跟著副隊長去送糞，婦女跟著婦女隊長干，四個老頭跟著我到割長溝耕地……”每每聽到這樣的聲音，就會隱隱感到生產隊長也是一個不小的官，哪像現在這樣把村長都不當干部。

隊長分工后，各個生產隊里的社員分布在村子遼闊的田野里，一隊隊推車送糞的，身后響起了一陣陣小推車“吱吱扭扭”的美妙響聲，既像悠揚的笛音，又像清脆的鳥叫聲，打破了空曠田野的沉寂；一個個趕牛耕田的，分布在田地的各個角落，吆喝牛的“啊、啊、哩哩、啦啦”聲，揚鞭摔出的“叭叭、叭叭”聲此起彼伏，一如鄉村田野農耕合奏曲。這是大集體時代所特有的鄉村農耕圖，也是那個時代獨特而美妙的旋律。

大集體時代的農村實行的是工分制，也就是集體勞動評工記分，每個社員每天按照生產隊長分派的活，干完了活，到了晚上，記工員按出工時間或按勞動量給每個勞動力一一記工分，最后逐月累計，交由生產隊會計核算，家家戶戶便可按所得的工分進行分配，分糧、分錢。那時同一生產隊里的社員工分也不一樣，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體評議的方式決定每人每天應得多少工分。評議的依據，主要看每人在勞動中的長期表現和現實勞動量，其次，還要看性別、年齡、勞動能力等方面，最后，生產隊長全面衡量，評定下每個社員的工分。

“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工分評定是那個年代衡量勞動力的勞動標準，對一個家庭、社員來說都十分重要，直接涉及到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評定好了，保持穩定，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評定不好，造成整個生產隊混亂，社員出工不出力。我那時就覺得評定工分是關系到養家糊口、衣食飽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難的是對“老弱病殘女少”勞力的評定上，很難運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評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讓，評議中要做到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爭吵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有時評著評著就“流產”了，有時評議工分的時間比下地干活的時間還長，很早就收工回來開始評工分，評到半夜還評不出個“子丑寅卯”來，社員之間為評定工分爭論不休，爭的面紅耳赤是常事，不爭論成為不正常的了，嚴重傷害了鄰里、相親間的感情。那時，我所在的生產隊算評定好的，處于相對穩定，幾乎沒有鬧事的。而親眼所見別的生產隊，每到評工分的時候就亂套了，隊長評一次就夠一次，社員評一次就打一次，而且常常在生產隊的場院里打群架。那時評工分的血腥味讓人觸目驚心，我現在仍記憶猶新。如今，記工分的年代已過去30多年了，農民的勞動不再需要用記工分的方式來衡量，只有那段記工分的時光，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里。不，它已深深地印刻在鄉村歲月的皺紋里。

大集體時代，還有一切分配都需要用“牛尾巴秤”稱量，收繳公糧、剝花生種也需要用“牛尾巴秤”稱量，也可以說是“稱量的時代”；大集體時代還是一個“票證時代”， 那個時候，吃飯需要用糧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買布需要用布票，割肉需要用肉票，這是人人都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離不了的，這都是大集體時代的特色。

由大集體時代的生產隊，以小見大，就可窺見到那個時代的生產大隊、人民公社，幾乎都是一樣的模式，這是世界僅有的中國特色，也是中國僅有的時代特色。(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