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淮河流域的一個小村子，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國命運的事件—— “小崗變法”。作為中國改革的先聲，這股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隨后席卷了中國每一個村莊。
然而對于以農業為主的淮河流域，隨之而來的卻是工業迅猛發展的污染問題、農業缺水困境、城鎮人口安全用水的訴求，淮河大小支流環境壓力陡增，重大污染事故如影隨形追隨河水所過之處。而淮河治污的整個過程，正是中國環保事業的路線圖，其起點也可以從這個水域追溯。
環境無小事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質變壞，八十年代魚蝦絕代�！边@四句民謠清晰地概括了改革開放時期淮河水污染的發展歷程，也折射了傳統工業化道路導致的黑色發展模式的后果。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有一次，長達70公里長的污水團順流而下，所到之處，停水停產，朝野震動。為此，國務院要求：1997年底流域內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淮河水體還清。這是中國環保隊伍打的第一場硬仗，也是遭遇戰，當時環保隊伍還沒有準備好，倉促應戰�！薄吨袊h境報》曾作如此報道。
淮河是中國最早被提上環保日程的一條河流，它的30年治理路程正是中國環保事業的一段艱難征程。1978年出臺的《淮河流域水質監測站規劃》和《污染治理規劃》，是中國最早的有關流域治理的文件。
“記得1997年時，有一次與外國專家交談，說到3年淮河變清，外國專家以為聽錯了，他問‘thirteen or thirty？’追問我們是13年還是30年？”從《中國環境報》記述的這段舊聞中可以看出，當年環保部門的信心極大，但也顯露出經驗不足，把環境治理這個世界性難題看得過于簡單。
很快，中國將淮河治污納入“九五”、“十五”計劃中。1993年10月，國務院決定把淮河治理作為國家的重點工程，也作為“九五”計劃的主要工程。當時提出，在1997年之前讓淮河變清，后來將目標改為2000年之前讓淮河變清。
對這段時期中國治污的總體狀況，可以用治淮專家吳本瑞的一句話來概括：“其實在發展的過程中，政府一直在想辦法，也一直在追加治理污染的資金投入。”
但實際的結果是：“九五”過去了，“十五”也走了。在幾個部委牽頭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對淮河治污的評價被表述為“取得初步、階段性成效，但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淮河治污任務的完成時間也被推遲到了2010年。
2010年，淮河真的能變清嗎？一個可以預料的結果是，如果過去導致淮河污染的觀念、機制和措施等沒有一個根本改變，淮河變清仍可能是一句空話。這也是中國整體環保事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當經濟發展遇到環境治理 環保部門在一段時間給民眾留下的印象不佳，似乎以罰款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排污收費是地方環保局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排污費必須上交到地方財政，最終和收上來的稅錢混在一起使用。中國環保還有一個令許多學者費解的現象，就是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于是執法也被扭曲了。
環保部門最高的罰款額度是20萬元，而對于一個企業來講，這點排污費只是一個小數目。據環保人士測算，排放的污水如果全部處理后達標排放，一噸的成本約為1元錢，每天排放兩萬多噸，就是兩萬多元，一年就是一千來萬元。這1000萬元比起一個企業動輒幾十億元的年產值雖然不多，但卻遠高于罰款需要付出的成本。
于是，在不斷的博弈中，利益高調地“踩”在了環保之上。這個現象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經濟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取代了種植業的地位，城市經濟開始加速，城鎮化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淮河水污染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的不同主導特征，正是中國這一工業化進程的縮影：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其污染主導特征體現在由殘留的化肥、農藥通過灌溉和降水徑流沖刷所產生的污染；在村村冒煙的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主體特征體現在工業廢水的大量排放方面，其中又主要以造紙、釀造、制革、化工為主要污染行業；從目前的狀況看，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城市生活污水成為流域污染的主體。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在《科學時報》撰文時寫道：“領導雖然也要環境，但是他們更想要的是GDP、是鈔票、是政績。企業是鈔票的主要來源，國家不再向農民征收任何費用，企業稅收就更重要了。沒有錢，地方干部和教師就發不出工資。因此，在縣領導眼里，稅收才是硬道理。環境污染了，當然得治理、得控制，這個任務就落到環保局頭上了�？森h保局如果動真格兒的，政府又往往出來‘護短’；如治理不好，首先挨訓的又是環保局長。這樣，環保局就處于兩頭不落好的境地�！�
基于此，盡管以環保部門為主導不斷發起運動式的集中行動，如：1998年1月1日實施的“零點行動”——國家有關部門對限期沒有完成治理任務的污染企業進行統一關停；1999年，關�；春恿饔蛞淮笈廴緡乐氐男≡旒�、小制革、小化工等“十五小”企業；其后，又分別在2005年、2006年、2007年掀起三次環保風暴等，但政府與學界最終認識到，“風暴”再強，也還是傳統的行政手段主導，沒能根本改變游戲規則，也因而無法扭轉工業化進程中經濟與環保的沖突。
而此間的國際輿論也對中國經濟作出這樣毫不客氣的評價：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生態環境質量為代價的。
“十一五”，務實決策
西方國家是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反省環境問題的，而在中國，則可以從環保部門的變遷理出一個大致的脈絡，這是一個清晰的不斷加強的過程。
1971年，成立國家計委環境保護辦公室，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稱中第一次出現了環境保護；1978年，我國成立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建委之下；1984年，考慮到在國際上工作不方便，改名為國家環保局，仍然隸屬建設部；1987年，再次機構改革，設立獨立的國家環境保護局，為直屬國務院管理的副部級單位。此后10年，既是我國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10年，也是人們環保意識不斷提高的10年。1998年，改名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成為正部級單位。其后10年間，不論國家還是社會，人們對于環保的關注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環境保護也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
另一個現象與西方國家的環保路線契合，即民間環保人士和非政府組織在一些重要事件的處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促成一些法律法規的建立。如北京圓明園水底鋪膜事件引發的環評聽證，就是公眾參與環保的典型事件。目前中國已有2768家環保民間組織，從業人員總數近23萬人，成為推動中國和世界環境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其中，中華環保聯合會成立后兩年，就介入環境污染案件111起，其中支持訴訟案件5起，配合和協助國家環保總局督辦案件7起，自主調研污染事件95起。經他們督辦的石家莊開發區汪洋溝污染案件，督促當地政府計劃建造污水處理設施，徹底根治汪洋溝污染。
在環保問題上，中國不可能有捷徑，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路上”，包括2008年環保總局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部，從國務院直屬機構升格為國務院組成部門。除了意味著今后環保部門在參與國家有關重大決策方面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將有效提高環保執法的權威性和力度，根本解決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矛盾問題，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艱巨任務。
“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氣，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边@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向全國人民的承諾。他說，要抓緊解決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健康安全的環境污染問題，“要以水污染防治為重點，加強工業和城市污染治理，加強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強飲用水源地保護。實行嚴格的排污總量控制制度，加大環保監督和執法力度。大力推行清潔生產，發展環保產業”。
這是一個務實政府的莊嚴宣告。
事實上，不論是太湖藍藻危機、廈門XP事件，還是生態保護領域面臨的其他種種困境，都毫無懸念地強化著黨和政府對于科學發展理念的緊迫訴求。
而且，不能簡單責備歷史。一方面，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在當代中國，具有近乎壓倒一切的現實意義。這是考察中國環保問題的起點，忽略這一點，任何建議和意見都將流于主觀和膚淺。另一方面，成長是有經驗代價的，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同樣如此。30年只是一個時間點，對中國環保而言，遠談不上是一道坎兒，邁過來了，就意味著某種質的躍遷。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30年的意義更像是一部宏大樂章的序曲，而環保與發展之間的糾葛，將奏出其中最精彩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