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兩年，云南省7 個環保法庭至今沒有審理一件環境公益訴訟案。十年前，引進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被稱為中國環境保護“最后的希望”；而兩年前，從云南省多家法院掛牌成立環保法庭之時起，媒體和公眾就對“走在全國前列”的云南環境公益訴訟寄予了巨大的期待。兩年后的現實是：無米下鍋。云南省大多數環保法庭都在審理非環保的案子，共7 個環保法庭，至今都沒有審理過環境公益訴訟案件。(10月18日《云南信息報》)

　　設立專門的環保法庭，是許多國家的通行做法 。但在我國，環保法庭還是一個新生事物： 直到近年，為應對頻繁發生的環境污染事件，我國貴州、江蘇、云南等地才嘗試設立專門的環保法庭，對環境司法保護的途徑進行探索。實踐證明，環保法庭對于普及環保法律知識、維護環境司法的權威、激發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的熱情等，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由于環境污染涉及到的受害者眾多且分散、污染造成的后果延續時間可能較長、污染區域可能跨越行政管轄區域等特殊性，使得環保司法在我國依然步履維艱，云南省 7 個環保法庭兩年無案可審就是一個縮影。

　　法律作為解決爭端的終極途徑，環保法庭兩年無案可審實際上折射出當前環保維權的困境。這種困境，首先表現在環境污染的受害者索賠難。僅以今年為例，從大連港輸油管道爆炸事件，到紫金礦業水污染事件，盡管事故責任認定清清楚楚， 行政處罰也“ 一步到位”，但是對受害方的賠償方案卻是千呼萬喚出不來 ，種種跡象表明賠償最終很可能不了了之。而且，有些污染事件即便進行了賠償，賠償金額相對于污染對受害者所造成的損害來說，也是杯水車薪。

　　環保維權困境，還表現在環保訴訟難。先說立案難，我國法律將環保訴訟原告的資格限制為“必須要與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但是這一規定在不少地方(如云南省)實際上已經異化為只能由社會組織或政府機構提起公益訴訟，而將個人排除在外，使得一些原本有訴訟需求的受害者告狀無門；再說取證難、執行難，特別是涉及到跨行政管轄區域的取證和執行 ，由于觸及地方利益，更是難上加難。正因為如此，盡管我國每年的環境糾紛數量很大，但絕大部分環境糾紛卻是通過非訴訟的方式，特別是行政機關處理的方式解決的，法院受理的環境案件數量僅為環境糾紛數量的 3% 左右(2009年7月 28 日《中國環境報》)。

　　解決環保維權困境，仍需從司法途徑破題。從法律層面來看，不僅要清除個人提起環保訴訟的障礙 ，而且在司法救助制度上，因為環保訴訟成本高且受害者不僅僅局限于原告本人，如果讓環境維權的個人獨自承擔所有費用，不但不公平，也會挫傷他們的維權積極性，因此有必要建立環保訴訟法律援助基金，對參與環保維權的個人進行補助。此外，還需進一步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尤其是要建立一支數量足夠的環保訴訟公益律師隊伍 ，為環保訴訟提供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