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已經升格為部級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總局之下，則增設了專門的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以這一調整為明確的信號，證明在國家最高管理者心中，不斷發生的礦難，已經到了最典型的“非抓不可”的程度。而在多管齊下的整治風暴下，相信煤礦安全生產形勢，在一段時間內有望比較平穩。

　　但是，一系列特大礦難在一段時間內集中發生，自有其復雜而必然的背景。如果這一背景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行政力量的介入可以震懾于一時，卻很難使礦難頻發的局面有根本的改觀。2005年元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赴剛剛發生過死亡160多人特大事故的陜西省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看望遇難礦工家屬。那兩天，溫家寶總理與遇難礦工家屬相擁淚下的圖片，占據了全國大小報紙的頭版位置。這樣的鏡頭，不但傳達出“親民總理”對弱勢群眾一向的關懷之情，也表達出中央政府對礦難問題的高度重視。然而時隔不過月余，一場更大的礦難就在遼寧阜新發生。這樣的強烈對比，凸顯了政府決心與礦難內在成因之間的尖銳沖突和激烈較量。

　　這一輪礦難高峰，具備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礦難的主體全部為國有大礦；其二是礦難集中發生在全國性能源緊缺、煤炭價格快速上漲的背景之下。這兩個特點在近期礦難中同時顯現，更讓人對根治礦難的前景，多了一分擔憂。

　　近年來，我國的各類礦山事故，多發生在私營小礦、小窯。人們在探討礦難成因時，自然地將礦主的失德和資本的逐利天性，視作促成礦難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政府部門遂以強大的行政力量關閉一批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礦、小窯，并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政府部門與社會輿論的一個潛在的心理預期是，國有大礦不但具備比較完善的安全生產技術，而且由“國家”控制的資本主體，理應在增值、求利的目標之外，具備更高的社會責任感，對礦工的生命會予以更多的關懷。而連續發生的特大礦難，顯然打破了這種預期。在國有資本的“國有”與“資本”的兩重屬性中，其資本屬性顯然更為本質和強大。在能源緊缺、煤價飆升的背景下，國有煤礦開足馬力、“帶病生產”，以求迅速獲得高額回報，是合乎資本屬性和意志的選擇。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國有大礦普遍面臨著這樣的局面：煤價畸低時，沒錢用于加強安全生產改造；而到煤炭價格飆升時，又一心陷于有錢快掙的沖動，“沒空”完善安全生產條件。

　　而另一方面，在能源嚴重緊缺的局面下，煤礦企業的超能力生產，不但源于高額利潤的經濟驅動，促進、保障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政治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這種驅動很難以安全的理由而受到必要的遏制。不斷強化的能源緊缺信號，一方面終于促成煤炭市場突破了嚴格的價格管制，使煤炭企業增加了擴產的沖動；同時，始終被定位于國民經濟發展之“血液”地位的煤炭生產，也因市場的空前緊缺而再次被強化了其保障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雖然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戰略，已經為突破這一悖謬局面破題，但遠水難解近渴。目前的經濟形勢下，能源生產領域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格局中，投下濃重的陰影。面對如此局面，煤炭工業的管理部門，在保證能源供應與徹底改善安全生產條件之間，也是難得兩全　因此，全面加強煤炭安全生產的管理和整治，決非增加一個部門、加強若干巡查那么簡單。如果確如媒體調查得出的結論，目前全國有三分之一的煤炭產能沒有安全保障，則痛下決心地安全治理，就極有可能波及整體的能源供應及經濟發展。但以人為本的核心，就是人民群眾的安全幸福為本。而一段時間內如此集中地發生特大礦難，卻與此原則嚴重相悖，無論原因何在，都已成為社會文明的污點。根治礦難、拯救礦工生命，已經是刻不容緩的第一課題。鑒于這一課題的艱難程度，其解決過程需要足夠的決心、智慧和政治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