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行業一樣，出租車業也存在安全問題。
　　一些始料不及的交通事故是所有機動車都可能遭遇到的，出租車自然也不例外。但由于出租車業的種種政策和規定所造成的特殊的經營條件，使得出租車業的安全問題顯得撲朔迷離，格外令人注目。
　　這兩年多來，由于媒體的不斷報道，武漢、北京都有司機在開車的時候猝死的案例。還有開車打瞌睡引發的交通事故等等。這一類安全問題，全是因為超負荷的工作所致。
　　目前國內有兩種典型的出租車業經營模式：一種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公司化經營模式，另一種則是以溫州為代表的個體化經營模式。絕大多數的中國城市都采用了北京模式。不同模式給社會帶來的成本不同，因而存有優劣之分。在安全問題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經營模式下出租車業的安全問題也不一樣。
　　司機之所以拼命開，是因為在公司化經營模式下司機只有一個極度弱勢的地位，他必須死命干才能把公司的份錢以及一家老小的活命錢掙出來。司機的弱勢和公司的強勢是公司化經營模式下的結果。這種模式下，所謂安全問題，統統構成了司機經營的成本：這些安全問題有多嚴重，司機的成本就有多大。
　　我們已經知道，在北京公司化經營模式下出租車業的安全問題非常嚴重。可嘆的是，北京市的出租車司機付出了這么大的代價一個月的純收入不過2000元左右。而在溫州市，一個出租車司機一天六個小時的工作量就可以輕輕松松一個月拿到2000多。六個小時的工作量肯定不會出現累死的情況。而且溫州市的個體化模式保證了車主對自己車輛會非常小心的保養和愛護。
　　顯然，這兩種模式下司機不但收入上有很大差距，在安全問題上也有巨大的差別。問題是，同樣依賴出租車業謀生，憑什么要有這樣不同的命運？同樣還可以質問的是，對于在北京和溫州搭乘出租車的乘客，憑什么讓他們承受不同的出行風險？
　　出租車提供服務的對象是城市里有出行需求的乘客，而運營車輛的車況以及司機的體力和精神狀態對于提供安全的出租車出行服務至關重要。這是乘客對出租車業所提供服務最基本的要求。盡管生命無常，人們在出行時可能會遭遇到一些不可抗拒的安全風險，但是由經營模式不同帶來的出行風險沒有任何理由加諸乘客身上。
　　可事實上，今天在溫州和在北京，出租車司機與搭乘出租車的乘客所面臨的安全風險非常不一樣。這個不同，恰恰是我們評判北京公司化模式和溫州個體化模式優劣的一個標準。　　孰優孰劣，不言而喻。
　　兩種模式背后，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管制思路。兩種思路之間最大的差別是：當行業出現問題的時候，是要反省行業原來的管制政策是否有問題，還是要繼續追加新的管制政策？
　　北京模式和溫州模式正是這兩種管制思路分野的產物。九十年代中期，北京市和溫州市同樣都面臨著如何規范出租車業出現的“掛靠經營模式”問題。北京市選擇的是強化原來的管制政策，于是在付出很大的管制成本之后出現了北京公司化經營模式，而溫州市則整個推翻原來的管制模式，將出租車業的經營模式改為個體化經營。
　　如今兩種模式的效果已經初現端倪，溫州市的出租車司機被認為過上了“幸福生活”，而北京市的司機則在份錢的壓力下苦不堪言。至于本文所重點探討的北京市出租車業目前出現的嚴重的安全問題，也是采取北京公司化經營模式后產生的效果之一。
　　所有人都會同意，北京市出租車業目前的安全問題必須加以解決。于是，北京市將又一次面臨選擇：是繼續追加新的管制政策對安全問題加以強制解決？還是反思公司化經營模式本身？
　　考慮到北京市出租車業的從業人員有十幾萬之眾，牽涉面之廣，對社會穩定影響之大，這種決策絕不可隨意和武斷。一個好的管制政策，應當能有效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而不是不顧成本的追求所謂政府的“方便”和政策操作簡單。
　　而無論從哪一方面考慮，溫州市政府的管制思路和溫州市的出租車行業政策都將是良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