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建立秦王朝，將自己的名號定為“皇帝”。從此，皇帝便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高統(tǒng)治者的名號。消防治理作為國家公眾事務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皇帝非常重視并直接過問。

　　建元六年夏四月，“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漢高祖的寢陵高園便殿發(fā)生火災，漢武帝按照遇到喪事和大兇的禮儀，脫下龍袍，穿了5天白色的冠服。這是有據可查最早的皇帝關于火災的非常舉動。這說明漢武帝對火災非常重視，也很恐懼，因而采取了一種自我譴責的嚴肅態(tài)度。

　　重視火災，頒布災后“罪己詔”

　　西漢元帝在茂陵白鶴館火災后，專門發(fā)了詔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皇帝就火災承擔責任的第一次“罪己詔”。大意是說火災降臨令人非常恐懼，責任主要在于我，以致于讓百姓頻遭災害，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我很憐惜他們，所以大赦天下。看來，元帝迫于“天譴”，想到百姓苦難，言詞懇切。

　　西漢成帝時，長樂宮臨華殿、未央宮司馬門等先后發(fā)生火災，成帝也下了“罪己詔”。

　　東漢順帝在茂陵園寢火災后，除了“素服”，還“避正殿”，即不到正殿而去偏殿處理朝政，委派主管祭祀的太常卿王龔，持節(jié)代表皇帝去茂陵祭祀。漢代皇帝這些做法，開了皇帝在發(fā)生重大火災后，進行自我譴責的先河。

　　唐代，在發(fā)生重大火災時，皇帝繼承漢代下“罪己詔”的做法。武則天天冊萬歲元年正月丙申（十七日），天堂、明堂發(fā)生大火災后，武則天采取異乎尋常的方法，做了三件事：第一，“告太廟”；到太廟祭祀祖先，向祖先作檢討，報告經過。第二，“手詔責躬”；武則天親筆寫詔書，責備自己，表明火災是自己的過錯，承擔責任。第三，要求朝內朝外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給皇帝上書，直接提出建議。這第二件事的皇帝因火災“手詔責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

　　五代十國時，后梁建都汴州，后將汴州改名為東京開封府。以后，后晉、后漢、后周也先后建都于此。隨著人口不斷增加，“火燭之憂”尤為突出。后周顯德二年，世宗柴榮決定對城市進行全面改造，并于四月、六月兩次發(fā)布詔書，擴建開封城。除滿足各種用房要求外，特別強調消防治理，消除火患。

　　時至宋代，真宗、仁宗、神宗等許多皇帝在發(fā)生重大火災后，都下了“罪己詔”，或采取“避殿、減膳、撤樂、求直言”等相當嚴厲的“罪己”措施。同時，在重大火災發(fā)生后，皇帝直接處理有關責任人，并對災民的安置和救濟、對應采取的防火措施等親自過問。

　　宋代，對于火災的組織撲救，皇帝頒詔書。汴梁、臨安發(fā)生火災后，北宋真宗、仁宗，南宋高宗、孝宗都先后頒詔書，對火災撲救作了許多規(guī)定。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消防治理已是做得相當具體了。這類詔書對后世影響很大。

　　逐步注重預防，頒布防火“圣旨”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皇帝對火災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明代皇帝不僅重視對老百姓開展防火宣傳，而且還親自撰寫宣傳內容，以“圣旨”的形式，通過地方官員向老百姓進行宣傳，并形成制度，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僅有的。《宛團雜記•宣諭》中記載：“說與百姓每，須要晝夜巡邏火盜”、“說與百姓每，早起晚睡，小心火燭”。百姓每，即百姓們。地方長官直接向老百姓宣傳皇帝“小心火燭”的“圣旨”，是明朝的創(chuàng)造，其宣傳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為加強消防治理，明朝的皇帝非常注意了解火災的情況，并研究對策。明太祖即位不久，南京發(fā)生火災，他接報后，隨即詔令中書省研究對策。地方發(fā)生重大火災，皇帝也派大臣去巡視。弘治十六年正月，云南騰沖發(fā)生火災，孝宗皇帝接巡撫副都督御史陳金報告后，特派遣重臣一人前往云南，對火災責任人和不稱職的文武官員進行查處及撤換。

　　明代皇帝還直接干預皇宮的建筑防火。嘉靖十年，皇宮東偏殿發(fā)生火災，十四幢相連的殿宇全部燒光。世宗詔令大學士張璁，提出宮殿重修改建時，不必遵守舊的主張，強調采用耐火的磚砌結構，寧可少建宮殿，也要留出防火間距和通道。同時發(fā)生重大火災時，皇帝下達命令派軍隊出動撲救。成化九年三月乙巳（十三日），昌平（今北京市昌平縣）黃花鎮(zhèn)、西水峪等處野火延燒山林，威脅陵寢（今北京市十三陵）安全，皇帝接到天壽山守備太監(jiān)李良奏報后，憲宗當即下令調軍隊去撲救。

　　在對火災責任人的處理上，明朝皇帝親自決定，并嚴格懲處。正統(tǒng)七年二月，南京尚膳監(jiān)內使郭敬不慎失火，燒毀內府廊房六十間和大批財物。英宗先是傳旨南京刑部將其下獄，后又“命即誅之”。嘉靖十年四月，兵部火災延及工部。世宗先逮捕兵部左侍郎陳洪謨、武選郎中黃禎，后將此二人削籍為民；員外郎馬坤、主事袁襄、楊里下鎮(zhèn)撫司獄；巡城御史下法司獄。還有一批官員“奪歲俸”，即停發(fā)年薪。

　　賞罰分明，建立專業(yè)“救火班”

　　清朝的皇帝同樣十分關注消防治理，有關消防的問題往往親自處理。

　　康熙二十二年，國內政局趨于穩(wěn)定，社會治理已獲較大成效，但康熙外出時，仍念念不忘皇宮的安全，專門諭旨太監(jiān)小心火燭。康熙二十三年，北京正陽門外民居失火，康熙先派人到火場觀察情況，發(fā)現(xiàn)附近官兵無人撲救。就下令遣宮內大臣侍衛(wèi)往救，同時親自登城指揮。對官兵不救火一事，康熙非常惱火，第二天，即諭旨大學士等，對官兵袖手旁觀憤慨，并以此類推，指出別的事也會“因循坐視”，這是對臣下十分嚴厲的指責。之后，對火災中“漢官皆不事?lián)洌�但袖手旁觀”之事，康熙提出了防火救火的組織安排。并諭旨“在沒有戰(zhàn)爭的時候，撲救火災為軍隊的任務之一”。

　　雍正皇帝在康熙建立的“八旗都統(tǒng)等分班值宿”的皇宮和京城的防火救火制度基礎上建立起專業(yè)的救火班，并對救火班的隊伍、官員、救火設施、紀律等作詳盡布置。除此之外，雍正很快諭旨內閣，傳令各省，“行令該地方官，仿照京城置備救火器具，以資防范。”“至于各府、州、縣，并令該地方官預備防范，以副朕恤民御患之意。”同時，雍正還對檔案庫之類重要場所的防火工作作了特殊安排。雍正七年十月，吏部文選司失火，延燒房屋數十間，所有檔案被毀，使處理公事失去依據。雍正從中吸取教訓，對檔案防火作了專門布置。并諭旨“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外收貯”。雍正的這一辦法收到很好效果，使一些衙署大火之后仍然保留檔案。特別是《四庫全書》也沿用這個辦法得以保存下來。

　　乾隆進一步加強了京城和皇宮的救火班，并要求救火班“不得因循塞責，仍將職名報兵部嚴查”。同時，對消防有功人員及時獎勵。乾隆二十年，福建巡撫因福州城中支河少水，遇有火災多不可救，設法修復了福州城中已淤塞多年的7口古井，以作救火水源。巡撫將此事上奏朝庭，乾隆閱后即在奏折中指示：“嘉獎。”乾隆四十六年，北京地安門外失火，當地駐軍奮力保護地安門，使地安門附近居民安然無恙。乾隆獎勵參加此次救火兵丁。對各地的消防治理，乾隆即位后，重申了雍正的有關諭旨，督促各地官員做好消防治理，除此之外，乾隆還對一些消防的特殊問題和特殊部門的工作做了特殊的決定。首先是打破陳規(guī)，凡遇宮內起火，要開啟離火場最近的宮門，讓宮外的王公大臣進宮救火。乾隆還對監(jiān)獄防火下了專門諭旨：“禁卒、坐監(jiān)、看守、自應酌給燈油”，“獄囚則不宜予燈火”。

　　光緒帝登基后，處于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但他并未忘記消防治理。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紫禁城貞度門前氈房起火，燒毀太和殿前宮20楹。他認為這是火班“日久廢弛，器具年久失修”所致，于是，對火班進行全面整頓，并由皇帝派大臣專管。滅火器具也換上當時比較先進的。又派人教練火班人員救火技能，使救火走上專業(yè)化。同時，加強了消防水源的管理，規(guī)定吉祥缸必須隨時添水。通過這次整頓，提高了救火班的戰(zhàn)斗力，為日后建成專業(yè)化的皇宮消防隊奠定了基礎。另外，道光、咸豐等皇帝還對糧草、火藥庫等重要場所的火災防范工作做出了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