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危害問題的由來

　　自工業革命以來，機械設備在工業生產中廣泛采用，伴隨著產業發展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劇增，加上產業結構的復雜化，不僅事故發生率高，而且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還會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

　　職業事故和職業病不僅使企業不堪重負，喪失競爭能力，而且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據國際勞工局的資料表明，全球工傷和職業病造成的經濟損失占世界各國國民生產總值(GNP)之和的4%。在工業化國家，工傷和職業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驚人：

　　·僅美國制造業部門，每年工傷事故的經濟損失高達1900億美元以上。

　　·德國每年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直接損失為560億馬克。

　　·澳大利亞每年工傷和職業病的損失費用估計在150億澳元～370億澳元之間。

　　·據歐洲職業安全衛生機構統計，歐盟成員國的工傷和職業病造成納經濟損失達到GNP的2.6%～3.8%左右。

　　工傷事故不僅不利于經濟發展，而且對受傷害者本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世界范圍內，目前每年有2.5億次以上的工傷事故，有1.6億多工人因作業場所危害而患病，估計有1200萬工人死于職業事故和職業病。因此，工傷不僅是勞動生產問題，也成為社會問題。既然勞動者的傷亡和職業病是在生產或工作過程中發生的，雇主應如何對工人人身損傷進行補償呢?  

　　工傷賠償的發展歷程

　　工業化國家工傷賠償的發展過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職業危害補償與雇主責任制

　　最早的職業危害補償是以風險津貼的形式發給高風險崗位的工人。大約在兩個世紀以前，英國首先實行了作業條件的經濟補償——風險津貼。雇主支付較高的津貼以補償工人冒著受工傷或職業病的風險工作。風險津貼產生了兩個預期的效果：第一，如果雇主不付給工人風險津貼或雇主要節省勞動力成本的話，那么雇主就應提高安全衛生的水平；第二，風險津貼補償了高風險下工作的工人，因此，不僅津貼的總體水平而且津貼結構中的收入與風險都是比較合理的。

　　由于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風險津貼制能夠引發雇主的責任感。在勞動力短缺或缺乏技術工人的情況下，再加上工人有許多就業選擇，因此提供風險工資將十分必要。在上述情況下，工人決不會接受危險工作，除非雇主愿意付給高報酬。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風險津貼是市場經濟理所應當的事情。在19世紀，英、美法律規定，只要在雇主提供風險津貼的情況下，在工作崗位受工傷甚至死亡的工人就不再有其他工傷索賠權來起訴雇主。

　　風險津貼是當時工傷補償的準則。但風險津貼常常無法對工人所遭受的風險提供全面補償。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在社會文化、道德因素的作用下，風險津貼在許多行業已經越來越淡化。另外許多工會組織反對用風險津貼來補償工人所遭受的工傷。盡管如此風險津貼仍然在某些危險工作崗位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直到19世紀末，反對風險津貼制的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當時的英、美法官明確表示反對工人承擔所有職業風險，即使是在工人同意從事該工作的情況下。在工人提出工傷責任索賠時，法院的判決則有利于受工傷的工人。其結果是，由一系列判決案例產生了新的工傷補償制度——雇主責任制。起初，雇主單方負責向受傷害工人提供賠償金。但是，由于許多雇主在工傷發生后無力支付賠償金，所以許多國家制定了強迫雇主將其責任付諸保險的法律。有些國家更進一步，建立了擔保基金會，以便在雇主不能履行責任或無能力支付賠償金時候來保護工人。另一方面，由于雇主害怕工傷責任索賠，因此他們就會改進工作條件。在某種意義上，雇主責任制和風險津貼制都具有職業危害的補償功能，但它們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在工傷或職業病發生后給予工人補償，而后者是在此之前給予工人補償。

　　通過民事訴訟的工傷賠償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法院審理工傷案件費錢費事、時間長、工作量大并且其結果也不確定，要么雇主巨額賠償，要么受工傷的工人及其家屬拿不到一分錢賠償金。對那些得不到賠償的工人來說，他們傷殘后的生活就長期沒有保障。而雇主面對潛在的巨額賠償責任則需要為自己保險。但是意外傷害保險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保險公司不可能對企業安全生產進行評價和監督。另一方面，由于保險公司是盈利性機構市場競爭決定保險公司為提高其銷售水平而不顧企業的安主生產狀況。由此，許多國家的保險公司都制定了標準工傷保險費率，即高風險企業費率高，而低風險企業付較低費率。為了降低保險費率，雇主就會更積極地去提高工作場所的安全性。

　　(二)工傷保險制度

　　工傷保險，是在雇主責任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強制性公共保險計劃。世界上最早實行工傷保險的是德國俾斯麥政府，1884年就通過了《工人災害賠償法》。鑒于當時勞動爭議主要針對的是惡劣勞動條件，俾斯麥希望建立一個覆蓋范圍廣泛、公平滿意的賠償制度來改善勞動關系。為此，工業化國家先后仿效德國的做法實行社會保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工傷保險被世界上許多國家公認為社會政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對于任何工傷賠償制度而言，其最基本原則就是保證受工傷的工人或其家屬得到補償。盡管工人失去了各類工傷索賠權，但他們能夠從公共管理的保險制度中獲得補償。雇主承擔工傷保險基金的繳費。而工傷保險的覆蓋范圍、工傷待遇水平、工傷保險費的繳納數量以及工傷爭議的訴訟程序都是由公共機構來決定的。因此，工傷保險制度是“純商業保險+政府管理”。

　　目前，全世界有各種形式的職業傷害賠償制度。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都采用單一的國家管理體制，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工傷保險是由州或省政府管理。在每個實行工傷保險的國家中，費率是根據工人所面臨曲風險以及職業風險和企業風險來確定的。為了反映企業安全生產狀況處于平均水平以上還是以下。一些國家的費率體系按職業或行業風險可自動調整保費幅度達50%。如果企業申請降低費率則業主將 承擔低費率的評價費用。另外，在少數國家或地區，費率不是由個別企業安全生產記錄來確定的。例如，西班牙的行業費率調整是在10%以下。而芬蘭則是由雇主在行業平均費率和僅依據企業工傷賠償情況所決定的費率之中作出選擇。法國是采用與降低風險措施相結合的費率控制體系。總之，盡管各國工傷保險費率控制形式千差萬別，但利用費率杠桿來降低工傷事故的目標是相同的。

　　(三)建立工傷賠償與安全生產相結合的一體化體系

　　隨著工傷賠償制度在工業化國家的改革和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工傷賠償與安全生產緊密聯系起來；有些國家將工傷賠償制度與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直接聯系起來，有些國家則將它們間接聯系起來。以下是各國在此方面的實踐：

　　1、職業傷害稅制。為了使工傷賠償圍繞“職業安全”這個中心，在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再次興起職業傷害稅制度。該制度最早是由英國公共健康改革者Edwin Chadwick于150年前提出的。其目的是通過收稅的方式籌集的資金可用于工傷補償或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和立法。由于職業傷害稅制克服了工傷保險的弊端，因此經濟學家認為職業傷害稅是建立工傷賠償基金最直接的方式。

　　2、制定工傷保險費率的處罰機制，促進職業安全。處罰機制的指導思想是，如果雇主欲避免高費率處罰。則他們就必須搞好職業安全工作。最早試行的是加拿大多倫多省，該省制訂了嚴格的處罰標準。對在職業安全上有不良記錄的企業實行高費率。但如果企業采取了主管當局規定的糾正措施，則可免于處罰。根據處罰規定，在第一年，受處罰的企業再交納100%的工傷保險費，以后每年以25%遞增，直至200%封頂或企業的安全狀況徹底改變。

　　3、工傷保險與事故預防相結合的一體化體系，德國是工傷保險與事故預防一體化的樣板國家。職業安全衛生專家直接面向安全生產記錄不良的企業，并幫助這些企業改進職業安全衛生狀況。該體系的工作一體伙計劃專門資助職業安全衛生系統的開發。同時，如果企業的投資或技術革新是特工作風險降低到法規或標準規定之下，工傷事故保險聯合會通過返還部分保險費以幫助企業實施這些安全技術，包括采用新工藝、增加設備的防護裝置以及建立安全生產小組等。在該計劃的實施期間，德國的職業傷害和職業病記錄逐年大幅度下降。  

　　值得鑒定的經驗和做法

　　職業傷害賠償是針對工業化社會存在的職業危害而采取的保障工人基本權益的一項制度。它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有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我國工傷保險制度應根據實際情況建立新型職業傷害保險模式。筆者認為：第一，政府應當高度重視和進一步完善工傷賠償立法；第二，加強職業安全衛生培訓工作，特別是工傷賠償的培訓工作，使雇主意識到工人在生產過程中面臨喪失工作能力的風險，并且雇主或用人單位應加強事故預防工作以減少重大事故的發生；第三，政府應加強工傷監督，對違反安全生產法規的情況加大處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