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1日，遼寧東港市一艘無證漁船近海中沉沒。次日新華社記者報道，來自東港市政府辦的消息，19名船員全部獲救。但來自民間的消息，該船當日載客40余人，11戶找不到親人的漁民開始向有關部門反映，一位在沉船當日舉報“有人死亡”的漁民被隔離審查，拘留10天。（11月29日《今日早報》）

　　事故瞞報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礦難瞞報、洪災瞞報、禽流感瞞報、非典瞞報、毒奶粉瞞報等，瞞報的背后牽涉太多東西。這次瞞報事故綿延逾半年才被曝光，當地政府不僅連新華社記者也騙，還要打擊舉報者，可見其肆無忌憚。我們不禁要追問，到底是誰在操縱瞞報？他們為什么敢封鎖信息？瞞報為何屢禁不絕？

　　有媒體評論說，一些地方已經形成“事故瞞報機制”，然而在我看來，事故瞞報有一整套“程序”，但本身還談不上“機制”，事故瞞報只是機制的產物；瞞報本身也不僅限于事故，“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一切欺騙和隱瞞上級政府的行為，其實都是瞞報。

　　在古代，由于通訊手段不發達，信息傳遞速度緩慢，如果某地發生大災，即便是地方官員不瞞報，朝廷往往也要好幾個月后才知道。有一個著名的典故：某年大災，老百姓沒有糧食吃，餓殍遍野，官員報進宮來，晉惠帝大奇：事態如此嚴重，老百姓“何不食肉麋？”在這里，官員本身沒有瞞報，但就晉惠帝的表現看，其對天下百姓生活的了解，近乎無知。問題就在這里，皇帝為什么對百姓的事如此不了解？這幾可以看成更大的瞞報——一種體制性的隔膜。

　　瞞報形成的直接成因是，“實報”的成本大于瞞報，瞞報的收益大于“實報”。據《華商報》報道，從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份，在兩年多時間里，陜西省平利縣交警大隊共瞞報交通事故420多起，瞞報交通死亡人數52人，其結果是使該交警大隊成了“先進”。對事故死亡人數，我國一直實行的是指標管理，超過多少人，就要負不同的責任，而瞞報卻不用付出更大的代價。在這種體制下，不瞞報簡直就是不智。

　　與瞞報相關的一個話題是，一些領導干部常常感嘆“聽不到真話”。前段時間，人民論壇雜志社組織了一次“黨政干部如何能聽到真話”問卷調查。對于“領導干部有時不能聽到真話的主要原因”的不定項選擇，77.4%的受調查者認為，“說真話很容易受到打擊報復”；64.5%的受調查者認為是由于“有些領導干部不愿或不善聽真話”；64.3%的受調查者選擇“官場‘潛規則’，上行下效”，44.4%的受調查者認為原因在于“講真話的成本大于收益”。

　　不難看出，這個調查指出了問題的真正原因，也即權力本身。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領導干部都聽不到真話，而是只有“不受約束的權力”，才會陷入這種悖論：本來想聽真話，耳邊傳來的卻全是謊言。因為監督者永遠是少數，并且高高在上，所以易于欺騙。

　　瞞報的產生機制也是如此，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是向“上”報而不是向“下”報——正如政治學者劉軍寧所言，要“公告”，不要“上報”。只有讓權力的責任體系向“下”，凡事“下”報、“公”報，才有徹底消除瞞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