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很多人質疑的那樣，死亡的代價一樣，生命的價值一樣，見義勇為的行動也一樣，為何在賠償標準上卻相差巨大

□史洪舉

   近日，見義勇為救工友而犧牲的河南小伙王超杰，比起同樣犧牲的城鎮戶口同伴，家屬差點少獲得21萬元賠償。這一新聞再度引爆死亡賠償“同命不同價”的城鄉差別話題。

   正如很多人所質疑的，死亡的代價一樣，生命的價值一樣，見義勇為的行動也一樣，為何在賠償標準上卻相差巨大，農村戶籍者的生命價值是否就該比城鎮戶籍者的低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同命不同價”現象，是該需要盡快糾正了。

   所謂“同命不同價”是指在一些案件中，由于受害者城鄉戶籍的不同，所得到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數額相距甚遠的現象。“同命不同價”現象，主要來源于2004年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第29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而以2015年為例，河南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91.4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9416.10元，兩個標準相差近3倍，再乘以20年的系數，自然差距甚大，顯失公平。

   當初之所以對死亡賠償金以城鄉戶籍為標準分出高下，主要在于學界認為死亡賠償金不是對死者生命本身的賠償，而是對死者近親屬的賠償，所以賠償應以因受害人死亡而喪失的未來可得利益為參照標準。再加上當時城鄉間人口流動不大，農村居民的收入確實較少，如果采取統一的賠償標準，對賠償義務人也是一種不公。然而隨著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高速發展，兩者差距逐漸縮小，不同賠償標準的基礎已不存在。尤其是多數農村居民進城務工，在為城市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所得收入并非如單純在家務農那么低。相反，一些農民工的較高收入養活了留守在農村的老人、婦女、兒童，他們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一旦務工者因工傷等意外事件身亡，獲賠的僅僅是按照種地賣糧標準來計算的20年“命價”，這不僅是一種不公平，更會讓一個家庭的希望破滅。

   可喜的是，近年來，隨著公眾的呼吁，“同命不同價”現象有所改變。如根據2010年施行的侵權責任法第十七條規定，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也即，在同一事故中，如果死者中有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的，農村戶籍者將可享受到與城鎮戶籍一樣的死亡賠償金。但這種突破還很小，假設同一事故中死者均為農村戶籍，則死亡賠償金仍按農村標準給付，這在農民工工傷事故中尤為突出。不過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地方已有更為公平的探索，即如果死者家屬有充分證據證明死者生前確實在城鎮長時間工作生活，可按照城鎮標準對待。

   然而應認識到，立法的局部突破和地方的有益探索均不如一刀切式的立法更徹底。國家賠償法的做法就值得稱贊，該法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并未提及具體的地域和戶籍差異。人身損害賠償立法中，理應借鑒此規定，至少先行糾正戶籍差異，再根據經濟發展逐步消除地域差異帶來的“同命不同價”現象。如此，方可體現在城鄉一體化和淡化戶籍政策背景中對農村居民的公平對待，也是對“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具體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