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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了76個小時的煎熬后，河南省陜縣支建煤礦透水事故中被困的69名礦工終于成功獲救。當最后一名礦工被救護車送走后，陜縣主管安全生產的副縣長、該縣救援工作的副指揮長王玉山站在人群中“哇”地一聲哭出來。(8月2日《重慶晨報》)

　　在人們眼里，官員一般都是能“端得住”的人，心里想事，肚里撐船，喜怒不形于色。所以，官員大怒而至于拍案，常常是要當作新聞上報紙的。媒體當然也報道官員的動情，但往往止于眼睛濕潤了之類，十分的克制十分的收斂。相比之下，這位副縣長在人群中大哭的表現，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也難怪新聞一出，網上立刻跟帖無數，或褒或貶不一而足。

副縣長的淚水  漫畫/高贊民

　　關于副縣長大哭的緣故，有人說他是因為69條人命的獲救而喜淚縱橫，有人說是因為過度勞累而情緒失控，還有人說是因為終于可以掙脫丟官的命運而大放悲聲。或許都有道理，或許兼而有之。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副縣長是為了個人利益而哭。首先要說明的是，為個人利益而哭，一不卑鄙二不丟人。官位的得失升降，對官員本人來說，當然是個人利益。越是清廉的官員，越是需要依賴自己的薪水度日，越是在乎社會對自己的評價。官位的丟失或降低，意味著經濟利益的損失，也意味著社會評價的降低，沒有人會不去在乎。否認這種個人利益的存在，無異于掩耳盜鈴。

　　官員對于官位的在乎，是各種問責機制能夠起效的基礎。近年來，隨著《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等一系列法規的出臺和落實，各級官員所擔負的安全生產責任逐步由虛變實，一些官員坦陳“壓力很大”。他們所肩負的壓力，一方面有可能來源于對生命的敬畏感和對受害者的歉疚感，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對自己利益的考慮。如果說前者止于道德自責的層面，那么如下的事實才是他們真正驚心的原因。2005年，遼寧阜新礦業集團孫家灣煤礦發生“2·14”特大瓦斯事故，遼寧省副省長劉國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同年，黑龍江省副省長劉海生因七臺河“11.27”礦難，受行政記過處分。這個級別以下，因為安全生產問責而丟官的官員應當不在少數。

　　應該說，官員因安全生產所擔負的壓力，是一種必須的壓力，道德的壓力必須轉化為利益的壓力，才能讓官員對于安全的知覺變麻痹為警醒。同時，它也是一種真實的壓力，而非官員的杜撰。副縣長放聲一哭，見證了這種壓力的存在。可以設身處地來想一想，如果69名礦工最后真的遭遇不幸，這位主管安全生產的副縣長顯然無法置身于責任追究之外。當69名礦工一一安全升井，沉甸甸的壓力頓作煙消云散，先前那些顧慮和包袱極有可能化作萬般辛酸和委屈，一涌而上心頭。當眾的痛哭，也就不可避免了。此刻，失去壓力的極端體驗，讓一位副縣長放棄了維護體面的常規選擇，他需要用眼淚來釋放自己的情緒。

　　所以，筆者認為副縣長的哭，只是一種基于壓力的很自然的情緒反應，既不值得抨擊或唾罵，也不需要歌頌或禮贊。但哭過之后的副縣長應該細細梳理這次事故的點點滴滴，把安全做到生產的細微處、平常處。此情此景式的大哭，誰都不愿意再一次看到，不是因為羞愧于哭泣本身，而是畏懼于礦難猛于虎、生命高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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