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記憶的深處，有關饅頭的印象最早大概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那時候的農村，每人每年只能從生產隊分到六七十斤小麥，收成好的生產隊也就只有一百斤左右，平時想吃個饅頭幾乎不可能。父親在離家10公里外的公社工作，每個月只能回家一至二次，為省下錢給母親治病，每次回家都步行，并且都是在傍晚時分上路，要走整整半個晚上。當我從夢中醒來時，父親已經坐在我身邊，待我急三火四穿好衣服洗好臉，父親便高高興興地把好多個補丁的帆布大書包打開，里面赫然露出十幾個白白的大饅頭，讓我垂涎欲滴。首先拿出幾個，每一個用刀切成四塊，用小手絹包著，給鄰居家的孩子們每人送一塊，然后留出一個給我和臥病在床的媽媽，剩下的裝在簍子里，掛到墻上留待以后慢慢吃。

那時公社干部的糧食是供給制，細糧多一點，父親每月的定量大約是30斤，每月省下這十幾個饅頭，他平時就要挨餓，后來我長大一點的時候才知道，他每頓只吃二三兩飯，填不飽肚子就只好多喝水，實在餓得受不了就去公社周圍的田埂上拔野菜，然后回到宿舍在煤油爐子上用清水煮著吃。父親每月捎回的這十幾個饅頭，我們基本能吃到父親下個月回來的時候，饅頭放簍子里風干得裂開了口子，夏天有時長毛了，我們就用清水洗一洗，用刀剁開，放點鹽，灑點水熥著吃，那個好吃的滋味比我們現在的山珍海味可要強多了，那種感覺我至今難忘。

1981年，我上初中時，學校實行“開門辦學”，基本不上課，公社統一安排各學校分別到指定地點整大村子田或綠化路邊。我們在班主任的帶領下，帶上鋪蓋卷，自帶玉米面和地瓜，公社給補足點面粉，就浩浩蕩蕩地進軍了。我們集體寄宿在附近村莊的閑房子里，統一睡麥秧地鋪。勞動場地，村頭周圍紅旗招展，喇叭聲震天，你挑我抬，熱鬧非凡。每周我們可以吃上一頓饅頭，那個時候，生活貧困，同學們肚子里又沒有油水，再加上勞動強度大，所以都非常能吃。饅頭做得很大，呈長方形的，現在的人很難想象了，那饅頭不叫饅頭，而是叫“枕頭”，每個都是一斤多。小小的我們每人一個“枕頭”，一碗蘿卜絲湯，大家都是狼吞虎咽，風卷殘云般頃刻間吃得干干凈凈。

我上高中的時候，是自帶糧食，吃啥根據自己的家庭條件決定，學校免費做飯，每月2.5元的菜金。很多同學除了改善生活時吃幾個包子或面條外，平時清一色的窩窩頭和半碗漂著油星的菜湯。我因為是非農業戶口，細糧比粗糧多，雖然吃不飽，但每天可以吃兩頓饅頭，看著有些同學的艱苦生活，我實在不忍，常跟他們換著吃。雖然食堂的饅頭有時做得黏黏的不熟，我們依然吃得有滋有味。

改革開放后，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得到改善，吃饅頭已經是家常便飯。我結婚后，便試著自己做饅頭，做好后，直接放到鍋里蒸，可每次蒸出來的饅頭都是硬硬的，跟沒下鍋時一樣大，我始終找不出原因，咬一口黏黏的，難吃極了，難道是我忘記了從前的艱苦生活了嗎？幾年以后我才知道，做好的饅頭必須先餳一餳，然后才可以下鍋蒸，如此蒸出來的饅頭才又暄又好吃。

近幾年，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饅頭早已不是稀罕之物，山珍海味也吃膩了，饅頭里又是雞蛋又是奶粉的，卻怎么也吃不出從前的味道，它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得不到人們的青睞。不是饅頭自身變化的原因，而是因為人們的舌尖越來越挑剔了。

無論如何，饅頭畢竟給過我開心、幸福、滿足、糾結的經歷，它伴隨著我走過了風風雨雨、磕磕絆絆的人生旅程，這記憶歷久彌新，催我奮進！(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