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黑龍江龍煤集團七臺河分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事故，220人被困井下。

　　截至昨日17時，已有148人確認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有關事實的一切報道似乎都是似曾相識的：有關領導已經迅速奔赴現場，搶救工作緊張有序、有條不紊，死難礦工的賠償金業已到位，事故原因已初步查明。一切好像正按部就班地進行著，如同過去的廣東興寧、陜西銅川、遼寧孫家灣……

　　然而，有一個細節讓我們難以忘卻。礦工李春雨是幸存者之一，據他回憶，爆炸發生后，“有刺激性氣味涌過來，四肢開始感到酸軟，幸好身上帶了毛巾，他急忙把毛巾弄濕，捂住口鼻”，和同伴一起沖出井口，死里逃生。一條毛巾阻止了有毒氣體與缺氧的侵襲，挽救了一條人命。

　　與那些倒在逃命中途的工友們相比，李春雨無比幸運。可是，熟悉煤礦井下作業的人都會發問：爆炸發生時，自救器在哪里？自救器有礦工“救命符”的俗稱，它主要用于煤礦采掘工作中發生瓦斯爆炸、火災和瓦斯突出等自然災害時保證工作人員的呼吸安全，是煤礦事故中工人逃生自救的必要工具。《煤礦安全規程》第十條明確規定，煤礦“入井人員必須隨身攜帶自救器”。

　　然而，李春雨的描述告訴我們，災難發生時，他和他的同事們沒能通過“自救器”獲得保護。雖然制度賦予他們擁有自救器的權利，但現實中他們似乎能夠依賴的只是一條自帶的毛巾。

　　礦難何以頻發，除了粗放式高能耗經濟發展模式、復雜的官商利益網絡以及政令不暢的痼疾，礦工缺乏足夠的自救能力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們似乎忽視了給予廣大礦工足夠的自救工具———這里的自救工具不僅僅指“自救器”，那些保障工人權利的制度安排才是最基本、最有效的自救工具。

　　當法律法規再三明令強調不帶自救器不準下井的時候，成千上萬根本沒有自救器的礦工照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井下勞作。他們沒有自救器，是源于他們沒有權利方面的“自救器”———當他們的人身安全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他們沒有十分有力的完全的救濟渠道。簡言之，工會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強大的組織化作用，沒有明確的、公正的法律程序作為后盾，礦工的生命就會處在危險之中。除了冒著生命危險下井，他們似乎別無選擇。

　　毛巾挽救礦工生命，這是李春雨一個人的幸運，也應該讓法律制度和安全監管部門不安。在一年中連續發生三起嚴重礦難的七臺河，行業整頓的結果居然是礦工要靠毛巾救命，這足夠令有關部門警醒，也值得全國各地安全監管部門警惕。

　　在這寒冷而殘忍的冬夜，遇難家屬的淚水已經凝結成冰，但我們的心絕對不能被凍住。對于礦難，人們不能有視覺疲勞，政府更不能有治理疲勞。在整個治理礦難的過程中，礦工的生命安全應始終被置于最高的位置。這意味著要繼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杜絕超限開采、亂開亂采、置安全和生態保護于不顧的高密度開發、超負荷經營等現象，永遠拒絕帶血的煤塊；要加強對煤礦生產的安全監管，打擊官煤勾結、非法開采等違法行為，為礦工創造安全的生產環境；更重要的是還要健全礦工工會組織，為礦工維護自身權利提供足夠的制度途徑，切實增強礦工自救的能力，讓礦工們面對任何侵害行為都能夠大聲地說不。

　　治理礦難依然任重道遠。除了堅定、不懈地維護生命的至高價值，我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