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出爐的2009年“全國百強縣”，神木、府谷這兩位榆林經濟的領跑者又摘得桂冠，更顯風光無限。恰恰在此時，榆林市環保局卻對兩縣抽查中1／3存在嚴重環境污染的煤礦，開出共計400多萬元的“環保罰單”。一邊是突飛猛進的經濟勢頭，一邊是日益凸顯的環境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難題，再一次擺在“全國百強縣”的面前。

　　在神木縣高莊一煤礦，道路兩邊的農作物蓋上一層厚厚的煤灰，在距離煤礦下方數十米的一條河溝里，也由于煤礦長期排污，使河道里沉淀著一層厚黑的煤泥，散發著逼人的惡臭。

　　“這里煤灰塵不稀奇，鼻子每天起碼要吸進二兩，還有這長期排放的黑水，沒辦法，平時我們就得用它澆地。”一位高莊村民麻木地望著河道上的煤泥。

　　“發達國家在100多年里陸續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20多年里集中出現，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國家環保總局一位官員曾提出。

　　“煤城經濟”污染效應

　　10多年前，隨著榆林能源開發第一聲號角吹響，榆林市部分富集煤炭、石油等資源的縣區開始活躍起來。當時，高耗能、重污染、浪費資源的小火電、小電石、小煉焦、小鐵合金等“五小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加之急功近利的粗放型開采方式，致使圍繞在村莊周圍和田間的河水不再清澈，大量的黑煙和刺鼻的氣味彌漫天空，尤其是煤炭儲量極其豐富的神木、府谷兩縣，更是如此。

　　據說，當時的府谷，不少居民晨練時都戴著口罩。有好多外地人不愿到府谷，本地人則想方設法調離府谷。甚至有人說，府谷已喪失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還有人把一首經典府谷民歌的歌詞 “大搖大擺大路上來，你把那白臉臉掉過來”，改唱為“你把那灰臉臉掉過來”。早在2003年以前，神府就多次進行環保專項整治和“五小企業”清理整頓，但由于其縣域經濟結構仍然是以高耗能產業為主，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環保設備老化，跑冒滴漏時有發生，散煙排放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煤炭開發區煤矸石亂堆亂放侵占河道，堆煤場揚塵污染，礦區粉塵彌漫；城區燃煤爐灶、餐飲業和鍋茶爐造成的大氣污染越來越嚴重等諸多原因，導致收效甚微。

　　陜北煤企在發展初期，由于缺乏環保意識，一味地追求利益，久而久之，在利益與環保之間，多選擇前者，而忽略甚至放棄后者。所以，政府再三令五申地要嚴懲污染企業，煤老板仍敢于以身試法。在“五小企業”高額利潤的誘惑下，神府污染局面走進了治理反彈、再治理再反彈的輪回。

　　事實上，2005年—2006年間，神木、府谷曾經的鐵腕整治讓兩座污染嚴重的煤城長舒一口氣。關停“五小企業”，停產整改了“三證”不全的礦井，關閉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電石鐵合金蘭炭企業，在煤城又能看到藍天、白云，特別是“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黑三角”也成為永遠的記憶。

　　不過，與污染企業的斗爭一直在兩地持續進行。“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高污染企業一有機會就可能死灰復燃。”榆林環保局一工作人員感嘆道。

　　如果算筆賬，像典型環境污染事件，環保部門一次最高罰款不超5萬元，而化工企業停用幾天脫硫設備，就有可能省下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受利益驅使，少數企業主肯定甘愿冒險偷排偷放污染物，依賴于環保部門的處罰，很難斬斷污染的源頭。

　　在與污染戰斗的10多年間，似乎每輪戰斗后，還站在治污的起點上。

　　“環保罰單”威懾力多大？

　　如果從“成本與產出”角度來講，污染企業每年“黑色利潤”遠遠高于那份最高不過百萬元的“環保罰單”，試圖通過“環保罰單”讓企業及時“收手”的努力無疑是隔靴撓癢。

　　在神木孫家岔鎮，筆者看到，從早到晚，拉煤車川流不息，整座小鎮彌漫著灰塵，這是去年下半年經濟復蘇、煤價飛漲后給小鎮帶來的繁榮與焦慮，這背后也隱藏著私營煤礦的驚人暴利。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私營煤礦的實際噸成本只有100多元，甚至更低，而每噸利潤凈賺250至260元，也就是說，私營煤礦的利潤達到了百分之兩百多，有錢的煤老板一天就可以掙一百萬元。

　　巨額暴利并沒有成就一些企業主的 “高瞻遠矚”：把煤炭環保培育成新利潤增長點。

　　在本次榆林市煤炭行業專項執法檢查報告中寫道：一，“三同時”制度滯后，多數煤礦沒有建設廢水處理設施，礦井廢水直排；部分煤礦煤炭篩選、破碎設施未采取密閉措施；部分煤礦風機噪聲嚴重超標；大部分煤礦沒有制定生態恢復方案和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二，對煤矸石、棄渣處置不規范，未按環保要求進行分類整理和覆土碾壓。三，煤炭環境綜合整治進展緩慢，清潔文明礦井建成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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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的廠子都一樣，時停時用除塵設備。除塵設備一啟動，每月電費就需8萬多元，再加上設備維修和粉塵收集、運送等費用，每月費用大致為9－10萬元，罰就罰吧。”錦界工業園區一企業老板偷偷告訴來訪者。

　　的確，45家違法生產企業共處罰400多萬元的 “環保罰單”與一家企業每月9－10萬元的“守法成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而對“不差錢”的煤老板來說，更不能形成有效的威懾力和懲戒力。

　　調整，不是兩三天

　　事實上，按照國際已有經驗即著名”庫茲涅茨曲線“，人均GDP5000～10000美元之間，經濟發展和環境之間的關系會出現拐點，進入同步發展的良性狀態，而人均 GDP已經遠超10000美元的神木、府谷，為何仍徘徊于發展和環境的原始悖論中？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提出：“污染源總量一定會伴隨著經濟發展加速而不斷增大，產業結構不改，環境災難依舊。”

　　對于發展中的能源城市神木、府谷，經濟增長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必然靠第二產業來帶動，而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是污染最重的行業，依靠第二產業的增長就意味著這種高發、高危、有毒、高害的污染源更多。

　　其實，2006年以來，榆林在污染治理方面也有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先后制定出臺了《榆林市產業結構調整意見》、《榆林市“十一五”節能降耗污染減排規劃》、《推進節約型社會、發展循環濟的考核辦法》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

　　于是，神府一帶陸續取締關閉了不符合產業政策和環保要求的“十五小”、“新五小”企業，關掉了273家60萬噸以下的蘭炭企業。

　　不過，僅僅這種粗線條的“調整”方式——取締、關閉，并沒有讓神府走上可持續發展的環保之路。

　　“產業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個長期的轉型過程，一些追求暴利的煤老板哪能等得及。”一位神木縣政府工作人員打趣地說。

　　其實，以拼資源、拼消耗的原始方式謀暴利的現象不只是出現在神府，今年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

　　“產業優化升級相當于那些老板們的二次創業，成本太高，投入上千萬元，長時間看不到高收益，很多企業主不能接受。”同樣又是短期內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問題再一次凸顯。

　　既然“環保罰單”收效甚微，調結構也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那么，令人憂心的神府煤炭污染該如何解決？

　　“問責罰單”何時開出？

　　“首先要轉變官員政績考核方式，改變GDP和招商引資在官員為政考核中的成分和地位，把綠色環保當做考核官員干部的重要指標。”一位名叫李松林的網友提出。

　　事實上，在環保問題上，當制度未能強勢的時候，領導者的強勢似乎就顯得頗為必要。

　　在基層，環保部門的處境尤其尷尬，由于隸屬于各級地方政府，財權和人事任免權均不獨立，由此導致一些地區環保部門審批項目時 “站得住的頂不住，頂得住的站不住”。

　　其中的癥結在于，尚未將環境指標真正納入官員考核機制。而環境指標不納入官員考核制度，便不能杜絕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績，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業結合起來，大上、快上煤電、化工、鋼鐵等重化工項目。

　　“要GDP又要環保，如果沒有機制上的調整，權衡之下，官員肯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行了。”可見，“問責罰單”的開出相當迫切。

　　不過，此舉在其它省市已有行動，河北省石家莊市對一個縣的主管縣長進行了處罰，停止了該縣長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他全力以赴地抓環境保護，如果再完成得不好，就要免職。像山西省太原一個電廠，領導人由于沒有完成減排任務，污染治理設施運行不好，被免除職務。

　　目前，環境問責已被提出，國務院下發的節能減排的考核方案也表示要實行環保問責和一票否決。

　　因此，在開出“環保罰單”的同時，也要踐行“問責罰單”，形成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 “雙重約束”，才能準確牽住治污的“牛鼻子”，進而對癥下藥，造福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