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的工農業產值是可以用價值計算的，那么，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也是有價的嗎？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的科學家們早在幾十年前就開展了這項研究，比如，湖北省神農架林區的價值。2004年的統計顯示，神農架林區綠色財富總值為236.13億元，自然資產總價值為46.91億元，占整個綠色財富的比例為19.86%；生態服務功能總價值為189.23億元，占整個綠色財富的比例為80.14%，生態服務功能價值高于自然資產價值約60個百分點。神農架林區的綠色財富大約是物質財富的4.6倍。

　　研究人員還對全國主要陸地生態系統價值進行了測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總價值為9170億元/年，其中來自森林生態系統、草地/牧場生態系統、濕地生態系統、荒漠生態系統和農田生態系統的價值分別為1410億元、1030億元、109億元、981億元和1390億元。

　　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打破了所謂生物多樣性保護投資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或經濟效益很低的說法。

　　“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評價在很多方面是一種非常有用的工具。”歐盟—中國生物多樣性項目機構與政策專家張風春對記者說，這一工具可以增強人們對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了解和保護意識。在制定政策時，它能夠提高人們對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重要性的認識了解并增強保護意識。不僅如此，它還有助于制定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保護政策。

　　3月10日，由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對外合作中心主辦、中國—歐盟生物多樣性項目承辦、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協辦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記者了解到，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已經列為中國政府“十二五”規劃中環境保護的內容之一，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價值評估正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一項重要基礎。

　　生態經濟價值被低估

　　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視，在國際社會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中國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但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正遭受急劇增長的人為經濟活動的干擾。

　　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正在減少，物種正在以自然滅絕1000倍的速度滅絕；全球氣候變化正在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嚴重影響；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的加速和環境污染使物種棲息地受到威脅，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增加；生物資源過度利用和無序開發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加劇；外來入侵物種增加了國家生態安全的風險，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形成新的威脅。

　　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對外合作中心主任溫武瑞對記者說：“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等自然資產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和理解，尚未進行市場化，這是導致生態破壞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溫武瑞稱，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以及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等工作的不斷深入，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經濟價值評估越來越凸顯其重要性。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評估已成為當前國際上生物多樣性相關政策與行動的熱點和重點之一。

　　2007年3月，在德國波茨坦G8+5環境部長會議上，德國政府提出一項關于“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經濟意義”的研究提議，并作為生物多樣性《波茨坦倡議》的一部分。同年6月，在海利根達姆的G8+5峰會上，通過該項提議并啟動了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計劃（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簡稱TEEB），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主辦。

　　德意志銀行的資深經濟學家Pavan Sukhdev擔任這一研究項目負責人。該項研究集成了自然科學、經濟學和政策領域的知識、經驗和專業技能，旨在估算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代價和避免損失發生的成本及收益，為國際、區域和地方各級決策者制定行動指南。

　　據TEEB項目協調員哈瑞普瑞亞•甘黛梅達（Haripriya Gundimeda）博士介紹，TEEB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現已完成，第二階段也已進入研究階段。

　　第一階段的初步結果于2008年5月在德國波恩《生物多樣性公約》第9次締約方大會上，以中期報告的形式發布。報告表明：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意義重大，如果不及時采取行動來扭轉當前已被破壞的局面，后繼損失將威脅到人類福祉。

　　TEEB研究第一階段成果認為，世界范圍內生物多樣性已大量喪失。商品和食品近期的價格變動就體現了生物多樣性喪失對社會所造成的惡果。如果人類不采取正確的行動，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喪失將會持續甚至加速，某些生態系統受損后將難以修復。物種的喪失、生態系統退化同人類福祉密不可分。如不采取任何補救措施，按照“一切照常”的情景繼續發展下去，到2050年人類將面臨嚴重后果。

　　中期報告還顯示，當前陸地和海洋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陡升，對人類健康和福祉構成嚴重威脅。氣候變化進一步加劇了陸地和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惡化。在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窮人在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中承擔著最大的風險，因為他們對生態系統服務的依賴性最大。

　　因此，人類必須采取緊急補救行動。然而，經濟增長和自然資源向工農業生產的轉移仍在繼續，不可能也不應該阻止國家經濟和個人發展的合理愿望。

　　哈瑞普瑞亞•甘黛梅達告訴記者，要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最重要的是考慮倫理和公平、自然過程、人類行為的風險以及不確定性等問題；國家、企業和個人需要了解使用自然資源的代價，以及不同的政策及行動帶來的后果。

　　“大多數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公共產品沒有市場價格。為此，可采取獎懲政策來維護公共產品的流通，如生態補償。”她說。

　　記者了解到，TEEB項目第二階段的研究從2009年秋季開始，到2010年10月完成綜合報告。目前TEEB正在地區和國家層面推廣其研究成果。而記者3月10日在環保部參加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國際研討會”正是TEEB在中國的重點推廣活動之一，目的是將TEEB的五項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的決策者和科研人員，提高決策能力和政策建議水平，同時促進今后在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國際交流。

　　難度不亞于地震預測

　　“由于對生態系統復雜性特征的認識不足，往往過分強調某一種服務而忽視其他服務，從而導致過度利用或利用不當，進而造成生態退化。”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下稱“國合會”）“生態系統服務與管理戰略”課題組組長陳宜瑜院士說。

　　在去年11月國合會召開的年會上，陳宜瑜院士專門作了中國生態系統服務的報告。他告訴記者，生態系統服務是人類從生態系統所獲得的利益，包括供給服務、調節服務、文化服務和支持服務四大類，但目前對生態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尚未得到充分認識和應用。

　　陳宜瑜舉例說，20世紀80年代以前，只重視森林的木材供給服務，過量砍伐天然林，導致森林面積減少和蓄積量銳減；2000年以后，森林的木材供給服務被弱化，只重視森林面積的擴大，卻忽略了經營管理，結果使得森林蓄積量的提高遠遠低于預期。

　　目前，我國每年大約40%的木材依賴進口，如果森林經營管理得不到迅速改善，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進口木材的數量還將不斷擴大。

　　“一周前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管理委員會上，全球的環境部長們通過了通向里約+20的戰略性方針，確定了兩個主題即綠色經濟與國際環境治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張世鋼對記者說，環境署發表的綠色經濟報告所發出的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綠色經濟可以帶來財富的增長，特別是生態效益和自然資產。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做好準備發展綠色經濟。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生態補償，2010年國務院已將生態補償立法列入立法計劃，目前環保部、國土資源部正配合國家發改委進行生態補償法的起草工作。在一些地方，已經出臺了有關生態補償的地方性法規。”國家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王夙理對記者表示，但目前，生態補償在技術上、評估方法上還不完善。要開展好生態補償，首先要算好經濟賬。

　　記者注意到，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進行經濟價值評估，其難度并不亞于人類對地震的預測。

　　“非常復雜。”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對記者說，對于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的研究，應該從不同的層面展開，有三個層面：一是市場層面的，對于生態的補償，是市場價值的體現；二是法律層面的，事實上，生態補償有其復雜性，首先要有產權的界定，如果是私人產權還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第三個層面，許多生態服務是屬于公共產品，涉及到市場、法律等方面的問題，也涉及到公平、公正等方面的關系。

　　潘家華說，生態系統的服務在時間上又有跨時期的問題，在空間上也存在差異性的問題，價值評估并不完全等同。再加上生態服務的多重性、多功能性、不可知性和不可視性，以及人們科學認知的缺乏，這一切都增加了對其經濟價值評估的復雜程度。

　　“說句老實話，我做了10年的生態系統價值評估，但自己心里都沒有底，這東西有多少可靠性，因為這種評估結果不客觀，主觀性太強。在未來應該還會遇到很大的挑戰。”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歐陽志云研究員說。

　　不過，北京大學環境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世秋教授認為，盡管存在許多技術上的困難，但不能因為拿不出較為科學的辦法，就不去做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的評估。如果無法從整體上進行評估，可以先從特定的經濟活動帶來的經濟損失這一角度進行評估。

　　她認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是，基于污染者付費的生態補償，生態服務的經濟價值評估可以先從這一領域展開。

　　早在1995年至1997年，中國—歐盟生物多樣性項目宣傳教育子項目負責人、國際知名的保護專家馬敬能（John MacKinnon）博士就在國合會的組織下，開展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的調查研究。

　　他告訴記者，有一點是肯定的，從經濟學觀點來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常常普遍地被低估，主要是因為很多問題與價值評估有關，很多服務沒有通過市場；如清潔空氣和清潔水被認為是公共物品，所有人共有而沒有定價；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沒充分組織起來出售他們提供的服務，而且也沒有找到一個市場愿意且能夠購買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政策失效會產生不當甚至是有害的政府干預。

　　“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馬敬能說，比如，一些城市之間的清水供應早就實行付費原則了，而且這種費用也是可計算的。

　　國之所重，知難行易

　　在大面積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還難以估算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教授認為，“最容易的生態補償是對自然保護區的補償。”

　　他解釋說，2006年以來，中央財政收入年增量為5000億至12000億元。而目前國家級保護區303個，占地面積94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10%。每個保護區中央財政每年撥款330萬元（相當于大多數保護區目前財政撥款的10倍），每年只需10億元，就可以保護10%生態最重要的國土面積。

　　截至目前，中國自然保護區達到2541個，保護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15.5%，已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

　　“生態補償，國之所重，知難行易，系于財政。”馬中說，生態補償這件事，對中央政府相對雄厚的財政實力來說，不是不能做，而是愿不愿意做的問題。

　　“國家每年投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資金，要遠高于生態保護方面的投資。有誰評價過教育和醫療的經濟價值呢？”馬中說，“指望通過評估提高全社會對生態系統價值的認識，進而增加投資并不現實。”

　　他舉例說，國家給“三江源”保護區每畝每年的補貼是5元，但國家對農業的補貼每畝每年達到300元。

　　“社會的經濟指針出現缺陷，可以通過經濟學和正確信息的使用得到糾正，制定出新的政策，創建新的市場，這是提高人類福祉和恢復生態系統健康的前提。”TEEB中期報告提出的“從經濟學到政策”的建議認為，不同的政策制定都要考慮以下四種情況：反思今天的生態補償，以反映未來的優先事項；生態補償存在于全球整個經濟中，它影響我們所有人，影響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康；必須進行改革，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達到對地球資源的合理管理；鼓勵創建市場，懲罰破壞行為。

　　TEEB中期報告指出，由于大多數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只有價值，沒有價格，于是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實行適當的政策，獎勵對這些公共產品流通的保護并懲罰破壞行為；二是鼓勵創建新的市場，遵循“服務有償使用”的原則和“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形成通過新的市場來支持和獎勵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機制，珍惜和分享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資源和好處，以更好地滿足當地社區的需要。

　　如果某一資源只聚集在一個地區，則可以轉移給其他地區使用，并幫助他們找到所需資源，分享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帶來的益處。均衡管理，保持可持續性。

　　TEEB中期報告指出，健康的生態系統會維持較高的生物多樣性，能更好地適應外部壓力，從而為人類社會提供更好的生態系統服務。

　　記者了解到，TEEB近期也專門針對國內外決策者制定了一份報告。報告認為，政策手段需要根據社會平等、生態效率和生態效益量身定做，由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共同合作，在世界范圍內試驗和提煉后產生。

　　報告建議，在決策過程中，以下四項需優先處理，即禁止森林砍伐和防止森林退化、保護熱帶珊瑚礁、挽救和恢復全球漁業資源、認清生態系統退化和農村持續貧困之間的深層聯系。兩個相關的挑戰也必須優先解決，即理解自然資本的價值，并把它整合到決策中；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這份中期報告還專門針對中國的情況指出，“中國應有效地借鑒國際層面上有關生態系統服務的經驗，制定促進生態系統服務有效利用的國家戰略，將之作為決策的基礎，避免因政策沖突和在實施過程中缺乏協調機制所帶來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