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令中國人難忘的一年。也是那一年，國慶節那天云南易門銅礦發生透水事故，有個青年礦工節假休息沒下礦，躲過了一場劫難。20多年后，這名青年礦工成了中國安全生產界著名學者，他就是羅云。
羅云，1956年出生于云南，16歲去云南蒙自插隊，18歲到21歲，在易門銅礦當礦工。提到那次透水事故，羅云還有些后怕：“倘在礦上，只有一層的勘探巷道，那死定了”。文革后，他考入武漢地質學院，1981年畢業，1984年獲碩士學位，1990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4年又被破格晉升為教授。
從1981年起與安全結緣，羅教授一直辛勤耕耘在安全科學領域。1993年發表了中國第一本安全經濟學專著—《安全經濟學導論》，建立起安全經濟學學科理論和方法體系，這是他10年研究的成果。羅教授曾算過一筆帳：20世紀90年代，我國年均事故總損失在1800億到2500億元之間，相當于損失兩個三峽工程。他說：“要讓事故不發生，就要讓事故發生不起，讓業主出了事故賠不起。”
從安全經濟學角度看，預防性的“投入產出比”高于事故后整改的“產出比”，其比例為1∶5。20世紀90年代中期，羅教授在國內首次提出“安全也是生產力”的學術觀點。他的研究證明安全生產對GDP的貢獻率一般為2.5%，高危行業高達7%以上，這在事故經濟損失定量化和科學評價安全生產的經濟作用方面填補了國內空白。他關于安全生產對社會經濟貢獻率的研究，在國際上也是創新。
1995年，羅云教授參與主持了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國安全文化高級研討會”，提出“安全是生產的靈魂，安全生產的靈魂源自安全文化”的觀點，倡導和宣傳“任何安全事故都是可預防”的觀念。羅教授認為，安全文化首先是觀念文化：人的安全權、生命權、健康權是基本人權；二是行為文化：當今人們處在生產、生活的人造技術環境中構成客觀危險，但危險并不意味著事故，嚴格遵守規范的行為是控制事故發生的前提；三是制度文化：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是普遍現象，這便要求管理者嚴格執行現有法規，根據社會變革不斷完善法規；四是物態文化：高效的防護物質是保證安全生產的前提。有傳統觀念認為“人的命天注定，天災不可逆，事故不可防”。羅云教授不這樣認為，他說：“今日對安全已經由傳統宿命論的被動承受型演化為工業化時代補救論的亡羊補牢型，進而演化到信息時代系統論的綜合型”。21世紀進入了超前預防型階段，從防范技術風險角度講，事故是人禍所致。
20年來，羅教授一直追蹤和分析中國各類事故的發生規律，提出了判斷事故高峰的“三標準理論”，即：事故頻率標準－事故總量居高；事故強度標準－突破性特大事故；事故總量增長率超過“黃金水平線”。由此，在2000年他預警了中國的第五次事故高峰（2001年達到最大峰值）。
不久前羅云教授提出了“安全生產指數理論”，眼下正參與安全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研究。記者去采訪時，他剛上完課。他在學校主要從事安全工程專業的本科、碩士與博士研究生教育工作，主講《安全系統工程》、《安全經濟學》、《安全行為科學》、《企業安全文化》、《安全原理與事故預防》、《安全信息系統》、《現代安全管理》等課程。
對于中國安全生產的形勢，羅云教授認為，安全生產首先要強化全民安全意識，樹立時代安全新理念，建立起珍惜生命的情感觀、“生命第一原則”的價值觀、安全行為規范的法制觀、安全就是生活質量的生存觀、安全也是生產力的認識觀、保障人機環境安全的系統觀、安全與效益辯證關系的哲學觀。其次，要自律遵規，改良自身安全行為模式。在家庭環境中、公共場所里、交通行為過程中、職業崗位上，人人都要時時處處預防為先，遵規守紀。第三，掌握安全技能，提高自身安全素質。每個現代人都需要掌握家庭安全生存技能，懂得事故應急救援，防范職業事故，保障職業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