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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14日，云南省大理州彌渡縣境內一煤礦井下發生一起瓦斯窒息的一般事故，造成1名作業人員死亡。彌渡縣人民政府依照《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決定成立由1名副縣長任組長，云南煤礦安全監察局大理分局、彌渡縣安監局領導分別任第一、第二副組長，有法定參與事故調查的部門抽調符合條件的干部參加組成的事故調查組，對這起事故進行調查。但是，煤監大理分局的同志不同意這一決定，提出必須按照原來的辦法查處事故，即由煤監大理分局負責組織事故調查并擔任事故調查組組長，形成事故調查報告后，送煤監大理批復，彌渡縣人民政府執行，否則煤監大理分局將退出事故調查。在會商無果的情況下，彌渡縣人民政府堅持按照《《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依法開展事故調查，煤監大理分局的人員隨即撤走，放棄事故調查。

　　7月17日，云南省大理州祥云縣（與彌渡縣緊鄰）境內一煤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較大事故，造成6人死亡，事故救援尚未結束，在現場的云南省煤監局領導就對大理州人民政府分管安全生產的副州長宣布：事故由煤監大理分局負責組織調查，參加調查的州級相關部門由煤監大理分局擬出名單后交州人民政府通知，事故調查報告形成后，先報州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同意后，報省煤監局批復。

　　以上兩起事故的調查工作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筆者通過認真學習和思考《安全生產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安全生產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國家局1號令，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罰款處罰暫行規定》（總局13號令，以下簡稱《暫行規定》），對此有以下看法：

　　一、《安全生產法》關于安全生產監督管理乃至事故調查處理方面的職責權限的規定中，并無關于煤礦的單獨規定和個別條款，有關的界定都概括為“礦山”。非但如此，而且整部法律共計七章九十七條中，沒有出現一個“煤”字。因此說，《安全生產法》并未賦予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在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和事故調查處理中的任何特別權限，與此相對應的是，《安全生產法》明確賦予了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安監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安全生產工作的綜合監管職責（第一章總則第九條第一款）。

　　二、《條例》關于生產安全事故的報告和調查處理規定中，并無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單獨規定和個別條款，并且整部《條例》共計六章四十六條中，同樣沒有出現一個“煤”字。《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不適用本條例的只有三類事故：環境污染事故、核設施事故、國防科研生產事故。根據《條例》規定，事故調查處理的主體只能是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事故調查組法定組成成員中，并沒有單獨明確煤監機構在煤礦生產安全事故調查組成員中的資格。因此，在煤礦生產安全事故調查中，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只能作為《條例》規定的“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有關部門”參加事故調查（第二十二條第二款）。

　　三、《處罰辦法》、《暫行規定》中，分別都對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在煤礦礦山企業安全生產違法行為查處和煤礦生產安全事故處理工作中的職責權限作了單獨規定，作為部門規章，這兩個《辦法》是針對《安全生產法》第九十四條和《條例》第四十三條的具體規定，在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調查處理和煤礦安全監察機構的職責權限方面，與《安全生產法》和《條例》的規定是一致的（也必須是一致的）。僅就事故調查處理而言，《暫行規定》雖然對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在煤礦生產安全事故處理工作中的職責權限作了單獨規定，但從《暫行規定》第七條規定很明確：“對煤礦事故發生單位及有關責任人員處以罰款的行政處罰，依照下列規定執行”，這里賦予煤礦安全監察機構的職責權限，僅限于“對煤礦事故發生單位及有關責任人員處以罰款的行政處罰”，而對事故調查的主體、事故調查組的法定組成等方面，并沒有、也不可能超越《條例》賦予煤監機構在煤礦事故調查中的特別權限。

　　綜上所述，在煤礦生產安全事故調查處理工作中，按照事故等級，必須由相應的地方人民政府負責事故調查，依法成立事故調查組：有關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煤礦安全監察機構、監察機關、公安機關、工會。并邀請人民檢察院派人參加。事故調查報告必須報送負責事故調查的人民政府，整個事故調查工作才結束。負責事故調查的人民政府做出批復后，事故處理工作才開始。《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有關機關應當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復，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對事故發生單位和有關人員進行行政處罰，對負有事故責任的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處分”。《暫行規定》僅適用于事故處理過程中的罰款處罰。也就是說，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并不是煤礦事故調查的法定主體，并不具備組織事故調查、批復事故調查報告的權限，只能作為事故調查組成員之一，參加事故調查。負責事故調查的人民政府批復后，如果批復同意對事故發生單位和有關人員進行罰款的行政處罰，煤礦安全監察機構才可以按照《暫行規定》做出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問題并不是法律法規本身的問題，而是貫徹執行的問題。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對生產安全事故（包括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調查處理，是有非常明確的規定的，有關條款的表述也很清楚，不可能產生歧義，問題還是出在有些部門有些同志頭腦中長期形成的特權思想，影響了他們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和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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