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教授羅云：

安全文化是一個大的概念，她包含的對象、領域、范圍很廣泛。也就是說，安全文化的建設是全社會的，具有“大安全”的意思。但是企業安全生產主要關心的是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企業安全文化是安全文化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企業安全文化與社會公共安全文化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因此我們要從更大范疇來認識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的范疇可從三個角度劃分：

1.安全文化的形態體系。從文化形態來說，安全文化包涵安全觀念文化、安全行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態文化。安全觀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精神層，安全行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的制度層，安全物態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物質層。

安全觀念文化主要指決策者和大眾共同接受的安全意識、安全理念、安全價值標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是形成和提高安全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態文化的基礎和原因。當前我們需要建立的安全觀念文化是：預防為主的觀念；安全也是生產力的觀點；安全第一的觀點；安全就是效益的觀點；安全性是生活質量的觀點；風險最小化的觀點；最適安全性的觀點；安全超前的觀點；安全管理科學化的觀點等，同時還有自我保護意識；保險防范意識；防患未然的意識等。

安全行為文化指在安全觀念文化指導下，人們在生活和生產過程中的安全行為準則、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的表現。在現代工業化社會，需要發展的安全行為文化是：進行科學的安全思維；強化高質量的安全學習；執行嚴格的安全規范；進行科學的安全領導和指揮；掌握必需的應急自救技能；進行合理的安全操作等。

安全管理文化是企業行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放在專門的地位來探討。管理文化指對社會組織（或企業）和組織人員的行為產生規范性、約束性影響和作用，它集中體現觀念文化和物質文化對領導和員工的要求。安全管理文化的建設包括從建立法制觀念、強化法制意識、端正法制態度，到科學地制訂法規、標準和規章，嚴格的執法程序和自覺地執法行為等。同時，安全管理文化建設還包括行政手段的改善與合理化；經濟手段的建立與強化等。

安全物態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層部分，它是形成觀念文化和行為文化的條件。從安全物質文化中能體現出組織或企業領導的安全認識和態度，反映企業安全管理的理念和哲學，折射出安全行為文化的成效。所以說物質是文化的體現，又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企業生產過程中的安全物態文化體現在：人類技術和生活方式與生產工藝的本質安全性；生產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技術和工具等人造物及與自然相適應的有關的安全裝置、儀器、工具等物態本身的安全條件和安全可靠性。

2.安全文化的對象體系。文化是針對具體人來說的。對于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一般說有五種安全文化的對象：法人代表或企業決策者，企業生產各級領導（職能處室領導、車間主任、班組長等），企業安全專職人員，企業職工，職工家屬。企業法人的安全文化素質強調的是安全觀念、態度、安全法規與管理知識，不強調安全技能和操作知識。不同的對象要求不同的安全文化內涵，其具體的知識體系需要通過安全教育和培訓來建立。

3.安全文化的領域體系。從安全文化建設的空間來講，有安全文化的領域體系問題，即行業、地區，企業由于生產方式、作業特點、人員素質、區域環境等因素，造成了安全文化內涵和特點的差異性及典型性。因此從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需要出發，安全文化涉及的領域分為企業外部社會領域的安全文化，如家庭、社區、生活娛樂場所等方面；企業內部領域的安全文化，即廠區、車間、崗位等。例如，交通安全文化建設有針對行業內部（民航、鐵路等）的安全文化建設問題，也有公共領域（侯機樓、道路等）的安全文化建設問題。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安全工程系教授毛海峰：

究竟什么是安全文化，什么不是安全文化，企業到底怎樣搞安全文化？現在還沒有統一的定論，恐怕將來也難以完全取得一致。在我國，存在著廣義的安全文化和狹義的安全文化之說。廣義安全文化的概念是廣義文化概念的延伸，其范疇涵蓋了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各個領域，很難在實際工作中把握。我比較贊成使用狹義安全文化的概念，即把安全文化限定在人的精神和素質修養方面，將安全文化看作一種人們對安全健康的意識、觀念、態度、知識和能力的綜合體。

在學術研究上可以把范圍放寬些，而在應用上應該把安全文化和安全技術、安全管理三方面分開考慮。現在很多企業推行安全文化只是將現有的安全管理體系轉而用安全文化的概念進行包裝，并沒有抓住安全文化的實質，沒有形成安全文化的體系，沒有理解安全文化的真諦。國外企業安全文化涉及兩個概念：一個是“safety culture”，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安全文化”；另一個是“safety climate”，可以稱做“安全氣候”或“安全氛圍”。前者更宏觀些，后者是前者的“表現”，是微觀的。

發達國家有的行業企業安全文化應用得很好，像核電工業、陸地運輸、民用航空以及英國的石油化工、澳大利亞的礦山等領域。我感覺國外的安全文化注重實用，而少理論，其中實用的很重要的一種手段就是對行業、企業的安全文化進行評估或評價。對企業安全文化制定出評價標準，看你達到哪個級別了，就知道該企業安全文化處在怎樣狀態，這就使安全文化從務虛的圈子里走出來。要搞好安全文化的實踐和理論，應該用系統的思想研究我國的企業安全文化評價系統，使企業在建設安全文化時有章可循。

 

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金磊：

古今中外，人類一直在同災難的抗爭中前行。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后的“核安全文化”為世界開辟了工業安全文化的反思新路，而《中國安全文化研究與探索》一書的出版及前勞動部部長李伯勇等人的大力扶植，才使得安全文化理論體系在中國創生并有今日之發展。我以為，安全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關鍵點在于不要就“事故論事故”。

SARS讓我們演習了一次災難應對，不能不承認，我們太缺少準備，經歷了茫然、無措、正視、反思、調整到逐步鎮定，這是一個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構過程。SARS是場災難，它讓我們重塑憂患意識及大安全觀。傳統的安全觀多以抽象的國家安全為中心。而安全文化“以人為本”的新安全觀則認為，國家安全與人的安全絕不應對立，相反卻是高度互補的。沒有人民安全，何來國家安全？國家的職責是“為人民服務”，即保護并促進人類安全，本末不可倒置。

SARS災難呼喚行政與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鑄。國務院在僅僅20天之內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使“抗非”納入法制化軌道，使行政與制度的種種欠現代化行為統一到應急的安全文化新層面中。文化的重鑄在危機開始時并未突顯，這反映了長期以來社會上一些思維慣性與惰性，事實上也是我們以樂觀主義為主流的文化習性的寫照。危機就是危機，有專家將其描述為軟危機，既然是“軟”的就不構成災難，這分明是一種危害更大的自欺欺人的文化習慣。

“抗非”中體現出的責任與關懷，體現出一種可貴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重鑄。應該說，由于全社會安全文化教育不夠普及，公眾中發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災難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應，但由于災難本身及公眾復蘇的希望，人們的“人情味”開始變得濃郁，全社會增加了一種對生命價值更深切的理解，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災難及減災過程所具有的深層意義需要做出文化闡釋及精神總結，使之成為一項真正的精神資源。

 

北方交通大學運輸學院副院長肖貴平：

安全文化在交通領域的應用和其他行業不一樣，因為交通行業是每個人都要涉及的，涉及面廣，管理起來難度大。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車輛和道路的增加給交通安全管理帶來了更大的挑戰�，F在出現的交通事故大多是違章違規，給交通安全帶來了巨大隱患。安全問題是人的行為習慣問題，深層次說，是人的觀念、意識問題，說到底是整個社會的安全文化素質問題。

講個故事，我們學校有個外教，他在北京街頭看到大家都在違規，感到非常不理解，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國的安全文化程度還不高，安全還沒有成為每一個人的自覺需要，大家還沒理解遵守規則既為別人好，也為自己好，更為全社會好，文明程度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學校的研究生有的就是在職的交警，上課時我給他們講安全文化，他們覺得在工作中很有用，但也感到困惑，交警只能管司機，行人還管不過來，這就需要在全社會倡導安全意識。

    交通事故已經同戰爭、疾病、自然災害一樣，嚴重危害人類的生命安全。造成事故的原因多種多樣，包括管理不當、道路設施不齊全、機動車安全性能差等，但絕大多數事故是因為違反交通規章造成的，即人的原因。去年交通事故造成10萬多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到20多億元人民幣。交通安全宣傳教育是一個社會性問題，必須深入持久地進行，使預防工作形成廣泛的群眾基礎。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把交通安全納入社會發展戰略計劃，形成了一整套交通安全教育體系，建立了良好的交通秩序，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只有從幼兒到老人都調動起來，才能營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