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主體意識明確安全責任

　　《安全生產法》實施四年來，特別是隨著《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等相關規定、規程、條例的實施，大大強化了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主體意識，明確了作為安全生產主體應承擔的職責，從而加大了安全措施經費的投入，大大提高了生產經營現場的安全管理水平。

　　作為高危行業的山西晉城礦業集團長平公司，累計產煤1742.69萬噸無死亡事故，實現了長治久安。他們的經驗是，認真貫徹落實《安全生產法》，始終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逐級強化安全責任心，全面落實安全責任。為此，他們建立健全了以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為中心，涵蓋了“全員、全面、全過程”的一整套安全管理制度，實現了事事有標準、人人有考核，上標準崗、干標準活；他們加大安全措施經費的投入，改善工作環境，提升本質化安全水平。

　　作為另一個高危行業，河南送變電建設公司實現了安全施工15年。這是因為他們在一貫重視安全生產的基礎上，以《安全生產法》為準繩，樹立了強烈的安全責任意識，實施了安全“一把手”工程，每年召開的第一個會議就是安全工作會議，下發的第一個文件就是安全管理目標與措施，簽訂的第一份合同就是安全目標管理合同。

　　責任，就是社會賦予每一個成員的約定俗成的一種規定，是一種指令，是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或分內應做的事。安全責任，就是在確保安全生產方面，必須履行的義務或分內應做的事。生產經營單位通過貫徹落實《安全生產法》，用制度的形式將各部門和個人在安全生產方面必須履行的義務或應做的事明確規定下來，這就是安全責任制，它是確保安全生產的各項管理制度的核心，它是規范領導層、管理層和操作層生產經營行為的重要規則。
　　
　　安全源于素質，素質源于培訓

　　安全源于素質，素質源于培訓。《安全生產法》貫徹落實4年來，作為安全生產主體的生產經營單位大都能堅持“始于教育、終于教育”的原則，不斷強化安全教育和培訓，從而大大提高了從業人員的安全素質，為生產安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安全生產法》對從業人員的權利和義務作出了明確規定，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從業人員在生產經營單位中的責任主體地位。這就意味著從業人員要確保生產安全，就必須主動地接受安全教育和培訓，必須主動地強化自己的安全意識和提升安全操作技能，從而自覺地遠離“三違”，實現“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會安全”的轉變。

　　山東紅日阿康公司在加強安全工作中，大力推行“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安全技能”這“三項教育”，取得良好成績，取得連續多年無事故的好成績，為建立安全長效機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湖南省資興礦業集團周源山礦創下了原煤生產百萬噸無死亡事故的記錄。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堅持了“始于教育，終于教育”的原則，做到了職工安全意識教育班班有內容；職工安全技能月月有培訓。
　　4年來的實踐證明，在貫徹落實《安全生產法》的過程中，凡是重視安全教育和培訓的生產經營單位，員工的素質普遍較高，很多事故隱患都能及時發現并及時整改，從而掌握了安全生產的主動權。
　　
　　有法可依，執法有據

　　《安全生產法》的貫徹實施，實現了安全管理工作由過去的單一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的轉變，加速了安全生產法制化管理的進程。

　　《安全生產法》規定了各級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是執法主體，依照本法對安全生產進行監督管理。近年來，各級安全監管部門按《安全生產法》有關“國家實行生產安全事故責任追究制度”的規定，對那些在生產安全方面的違法行為，不斷加大責任追究的力度，其范圍之廣、力度之大是史無前例的，大大震憾了那些唯利是圖的犯罪分子和失職、瀆職的監管者，為“安全發展、國泰民安”開辟了寬廣的大道。

　　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河北暖兒河煤礦“5•19”礦難、河北邢臺“11•20”鐵礦特大火災、陜西銅川“7•19”特大瓦斯爆炸三起重特大責任事故犯罪案件的審判結果，范寶安、李生文、宋云峰等11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年至6年。

　　近3年來，海南省發生的49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中，已追究刑事責任26人，其中已判刑23人，刑事立案2人，刑事拘留1人。據報道,黑龍江省在對事故責任追究中，有227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7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總之，每次重大事故發生后，事故責任人都依法受到嚴厲處罰。新疆阜康礦難，有包括副市長在內的多名責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密云縣縣長因密虹公園發生特大踩踏事故而丟官；中石油總經理因重慶開縣的井噴事故而辭職……這一切都是在告訴人們：“一個人人可以任意采摘甜果的豐產果園里，隱藏著巨大的風險與隱患”，從而讓那些后來者回到“以人為本，關注生命”的軌道上來，大大地促進了安全文明生產。
　　
　　建設安全文化成為時代強音

　　《安全生產法》實施4年來，大大推動了企業的安全文化建設。
　　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攀鋼（集團）公司在建設企業安全文化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們把分散的安全要素進行有效整合，形成內在的、長效的約束機制，真正使職工自覺地從內心深處認同安全文化、歸屬安全文化。

　　重煤集團公司全方位地營造安全文化氛圍，以“視覺文化、聽覺文化、親情文化”來對礦工的不規范行為進行調整和個性的重新塑造，以“安全文化”互動“企業文化”，實現了從僅靠制度管理向依靠企業文化制約的轉變。

　　攀鋼集團和重煤集團等許多企、事業單位的實踐證明，通過安全文化建設能大大增強決策者、管理者和操作者的安全責任感，從而改變其思維方式。在安全文化“場能”的驅動下，企業的決策者和管理者，對企業的安全生產表現出高度的責任心和熱忱，對安全防護設施方面的資金投入和技術投入給予高度重視；操作者能自覺地抵制一切違章蠻干行為的發生，把愛崗敬業、遵章守紀、按規程操作視為高尚的道德行為，使安全責任“內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

　　總之，通過貫徹《安全生產法》，積極營造安全文化氛圍，促使生產經營單位不僅能從規章制度之表、從生命價值之本，而且能從人的行為之美和倫理之美的角度，把“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滲透到生產活動的一切時空過程中。
　　
　　強化監督，完善細則

　　4年來的實踐證明，《安全生產法》在為生產安全保駕護航方面立下了豐功偉績。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安全生產法》在貫徹落實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追其致因，除了生產經營單位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和僥幸心理的作祟下漠視《安全生產法》外，我們的監督管理失控、失管、失范、失效是關鍵的因素。
　　歸納起來，在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監督檢查走過場：主要表現在檢查重點不突出，檢查人員外行多，檢查方法不科學，整改措施不得力。

　　二是“貓鼠勾結”，腐敗現象已廣泛地滲透到安全領域。以礦難為例，我們在礦難的背后常常能聞到腐敗的味道。礦主與監管者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煤礦老板為官員提供高額報酬，官員用手中的權力為煤礦老板充當保護傘。這種“老鼠挖洞”，貓為其望風看門，必然使《安全生產法》的貫徹落實成為泡影。

　　監管者，也需被監督《安全生產法》能否貫徹落實，很大程度取決于監管者的監管。而監管者本身就與權力和利益粘得很近，一旦失控、失管、失范，那么監管的權力就很易被利益的“大炮”所攻陷，因為權力最怕利益之刃。因此，強化對監管者的監督，這是進一步貫徹落實《安全生產法》必不可少的措施。正如溫家寶總理所強調的那樣，對權力運行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腐敗。

　　強化監督，要靠公眾這個主角所謂強化監督，就是對監管者從源頭開始的全過程的監督和制約，而不是等待事故已經發生，傷及了人的性命后才去調查處理。

　　誰來監督監管者呢？這是一個歷史性難題。我們歷來致力于以權力來監管資本，但又由誰來監督權力呢？
　　公權力是因公共事務管理的需要而產生，代表公眾的意志而設立，為公眾的利益而行使。因此，公眾應是監督公權力的主角，要充分依靠人民群眾這個根本。

　　對此，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要發揮公眾這個“主角”的作用，只靠人性的自省自覺是不夠的，還要靠制度的力量來破解因制度的缺失而導致的問題。這就必須進一步完善《安全生產法》，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拓寬群眾參與的渠道，賦予群眾參與監督的權力和義務，推行政務公開，鼓勵并依法保護舉報人，以此來充分發揮群眾監督公權力的主角作用，將權力運行的每一個部位、每一個環節都置于有效的公眾監督之下，把所有的人都編織到《安全生產法》所規定的監管和被監管的網絡中。這個網絡的結構就是“螳螂捕蟬，燕雀在后”，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人人都必須守規，人人都必須守法。這樣，在《安全生產法》的導航下，安全生產的長效機制一定能建立，遠離重特大事故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作者為原長城特鋼公司安全環保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