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產是指勞動過程中，保障勞動者自身及相關人員避免傷害，包括防止傷亡事故與保證勞動衛生兩個方面。狹義地講，是指不發生人身事故。安全生產對于國家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能保證職工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如果不發生安全事故，全國年均可減少非正常死亡人口13.5萬，非正常傷殘人口70余萬，并使因此而帶來的大量家庭與社會問題不復存在，對創建和諧社會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次，能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益。如果不發生安全事故，全國年均可減少損失2500多億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5%,如此巨大的財富,將使中國提前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可見，安全生產對當代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民營企業安全生產的現狀                

　　2002年底以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的正式實施，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也迅速地展開了安全生產法制化建設，并在2003年將全國的各類傷亡事故和死亡人數從2002年水平上分別同比降低了10.5%和1.9%。

　　然而，隨著國有企業安全生產形勢的好轉，民營企業的安全生產問題就更加尖銳地暴露出來了。2003年，在民營企業數量明顯占優的行業，安全生產事故比上年出現了較大的增長：如工礦企業死亡人數同比增長了24%；水上交通死亡人數同比增長了7.5%；服務業火災死亡人數同比增長了4.3%。以煤礦開采業為例，2003年，全國百萬噸死亡率為4.64%（全年死亡約4000多人），而在全國煤礦的總數中僅占有10%的國有煤礦的百萬噸死亡率也就是1%，可見，當年死亡的數千人中，絕大多數是占全國煤礦總數90%的民營小煤礦的民工。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民營企業的特別重大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同比激增了33.2%。

　　令人痛心的是，民營企業的安全生產形勢到了2004年上半年也未好轉：2月15日吉林中百商廈火災造成56人死亡；3月2日山西金山坡煤礦爆炸死亡28人；尤其是在國務院安全生產常務會議之后，4月30日山西梁家河煤礦又發生了瓦斯爆炸死亡36人。

　　這些安全事故每年不僅要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而且還使數以萬計的民營企業停業或破產，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口。可見，解決民營企業的安全生產問題已刻不容緩。

　　二 民營企業事故頻繁的原因

　　民營企業安全生產事故頻繁，從經濟學和企業家的觀點上看，一般地被歸因于兩點：首先，是自由競爭和社會轉型期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其次，是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的經濟條件的必然結果。當然，中國不會接受這個宿命。因為，面對同樣的歷史與經濟條件，減少安全事故，國有企業做到了。而民營企業為什么做不到？筆者認為主要是以下原因的。

　　（一）從企業主講：過分強調“資本中心論”。轉型期的中國民營企業與自由競爭時期

　　資本主義企業確有兩大相同特點：其一，是尚未發展成熟；其二，資金不足。因此，一些企業主在安全生產上很樂意接受歷史的“宿命”，以回避投資與管理責任。加之在轉型期的大背景下，可以隨時隨地地廉價購買賣勞動力。所以，他們很自然地契和了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在企業運營上只強調少花錢多賺錢的“資本中心論”，而勞動力不過是隨手可得的廉價消耗品。

　　也正是在這種思想驅使下，才出現了——2002年6月22日，山西義興寨金礦區發生爆炸38名礦工遇難，礦主雇人焚尸滅跡；2003年7月31日，河南東風煤礦因非法越界開采又無措施，釀成透水事故，礦主不讓營救，致使被困井下的21名民工全部遇難等駭人聽聞的事件。這些利欲熏心的企業主為了省錢，不僅置國家的法律、法規于不顧，不為民工提供最起碼的安全保護，而且就連最基本的人性道德也喪失殆盡了。

　　不僅如此，一些企業主為了賺錢更是利令智昏：他們一方面強迫工人在既缺乏保護，又無報酬的條件下加班加點，長時間地疲勞作業，使企業內部事故頻繁發生；另一方面，他們大量購置偽劣或陳舊設備，令其在缺乏保養的條件下進行長期的超負荷作業，把禍水潑向社會，使公共安全事故激增——2003年6月6日，廣東河源大客車超載翻車，死亡32人；2003年6月19日，重慶“涪陵10號”翻沉，死亡52人；2003年12月21日，廣東連州拖拉機無照超載翻車，死亡32人。而一些企業主卻不以為然，廣西南丹礦難的當事人就曾對前往調查的政府官員坦言：寧可多死幾個人，也不投巨資，引進好設備和改造安全設施。

　　當然，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絕大多數還是好的，否則民營經濟也不會有今天的繁榮。但是，非人性化的資本中心論的普遍存在，并成為當前民營企業“安全事故多發癥”之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二）從政府講：安全監督不力。

　　首先，國家立法已經滯后，而中央政府的《安全生產許可條例》更是直到2004年1月才公布實施。另外，對死亡賠償沒有明確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一些企業主寧舍他人性命，也不舍自家錢財的丑惡行為。

　　其次，地方政府監管不力，存在著腐敗和地方保護主義，也是導致民營企業事故頻繁發生的主要原因。某些領導干部只強調民營企業增加財政收入，不問其他；或直接充當保護傘，坐地分紅如廣東江門煙花廠爆炸事故后，粵東的一家打火機廠因無安全許可證，被消防部門查封，可經領導說情，又重新開工了。

　　由于領導因素，使一些監管部門工作流于形式。2003年三季度七成的特大事故都發生在民營中小企業，其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默許他們在未達到安全標準的條件下繼續生產。如2003年衡陽大火后，企業主對18個重大火災隱患的市長督辦令中的14個拒不執行，而監管部門竟熟視無睹；2002年4月，安徽蘆嶺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死亡13人，事后發現，如果事先有關領導或部門，嚴格監督礦主落實早已發出的整改令，悲劇就完全可以避免。可見，個別領導與部門的嚴重失誤，構成了民營企業“事故多發癥”的重要環境因素。

　　（三）從勞動者講：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不論是政府官員的監管不力，還是企業老板的唯利是圖；不論是經濟歷史的宿命，還是社會現實的弊病；當它們停留于外在的時候，還只是危險的環境；可一旦麻痹了勞動者的內在意識，就必將成為生命與健康的黑洞。

　　轉型期農民工素質偏低是社會現實，也是安全生產不容忽視的一大隱患。但這并不可怕，因為人的素質是可以提高的。而真正可怕的是：大量民工在環境的壓迫下，默認自身生命與健康的貶值，拒絕安全教育，放棄自我保護。更有甚者，一些民工為得到微薄的賠償金，竟然自殘身體如2004年初，浙江永康的接骨名醫袁政，發現自己救治的一位因工受傷的病人，為了阻止剛剛接好的斷手與小臂間恢復血液流通，竟在大冬天里穿著小坎肩，上街看熱鬧，就上前問其原因，回答說：“治好了手，8000塊的賠償費就沒了。”

　　永康有“世界五金之都”的美稱：同時，又因年均上千只的斷手而成為了遠近聞名的“工傷之城”。可當記者提及安全事故的時候，不論是當地的，還是外來的傷殘工人多不以為然。有的工人說，廣東東莞下面的一個小鎮每年都要斷1000多只手，永康這么大的城市算什么；有的工人說，事故的原因說不清，也許是每天工作12小時，有點疲勞，也許是自己有點大意；或者干脆就說，用不著參加培訓，干五金難免斷只手，這里的老板也大方，幾千塊的賠償費足夠了。毋庸致疑，正是一些民工的這種輕賤自我生命價值，缺乏或甚至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心理，才使得誤操作與亂操作現象大量地存在于實際作業中，并導致了事故的頻繁發生。因而，也就形成了民營企業“事故多發癥”的直接操作原因。

　　三預防民營企業安全生產事故的對策

　　通過上述原因分析，不可否認，民營企業安全事故的多發性，的確要受一定的經濟歷史條件的制約，但這決非是自由資本主義與欠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歷史重演。只有明確了這一點，才能打破宿命論，找到事故頻繁的真正原因，才能找到預防事故的對策。

　　（一）從企業主角度講：要強化以人為本的意識，樹立人本觀念，把安全生產放在首位。

　　以掘取流血效益為特征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早已過去100多年了。而今的信息時代是高度人性化的時代。因而，就是處于原始積累期的民營企業，也必須采取人性化的經營管理模式，否則，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條件，那些泯滅人性的企業主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嚴懲，其企業也隨之不復存在了，就是最好的證明。而人性化管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障勞動者的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可見，安全生產是當代企業經營管理的第一要素，更是企業主賺錢的第一要素。

　　筆者以為，當代的民營企業家應該認真地研究一下“剩余價值論”：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發現；也是使西方實現高度繁榮的人本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先驅。在那里有位19世紀的老人將使企業主們懂得：使他們賺到錢的并非是手中的鈔票，而是民工們的剩余勞動。因而，民工的生命與健康，就是企業主的財富與資本的原始積累。

　　所以，企業主必須要樹立人本主義觀念，把安全生產放在首位，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在企業內部形成一套完整實用的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設施，改善勞動條件；把企業的利益系于民工，使民工的利益系于企業，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思想根源上消除民營企業的“事故多發癥”。

　　（二）從政府角度講：要建立健全安全制度，使之規范化，法制化；落實安全生產一票否決制；利用科技手段監測并預防安全事故。

　　改善不良的監督管理環境，是治理民營企業“安全事故多發癥”的重要環節。2004年1—7月，中央政府針對日異常嚴峻的安全生產形勢，本著《安全生產法》的基本精神，以前所未有的三個連續大動作——通過了《關于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決定》；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安全生產工作會議；頒布了《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這些大動作向世人昭示：中央政府對安全生產的極度關注和建立健全制度，強化安全法規的決心。繼而，同年4月溫家寶總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聽取了2004年1—4月發生的3起特大事故的報告，提出了嚴肅查處的意見；表明了中央政府對人民生命財產高度負責的態度。

　　國務院的態度無疑將有力地鞭策下級政府的監管工作，并為鎮懾腐敗分子，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厲行依法從政，依法治政之風；真正落實安全生產一票否決制鋪平了道路。

　　另外，各級政府還應該組織專家和企業共同研發具有高技術含量的安全生產監測與預警系統，并給予政策與資金上傾斜。政府要給積極購置先進安全設備的企業主適當的財政補貼。確保高危險環境下的作業者自身和大型服務設施中社會公眾的安全，以避免特大惡性事故的發生。

　　最后，控制民工流量，引導民工流向，最大程度地提高勞動力的價值，并提請人大立法對生命價值進行明確規定，也是政府在確保民營企業安全生產上的當務之急。

　　（三）從勞動者角度講：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

　　人生命價值的不平等觀念，在中國早已成為半個世紀前的歷史垃圾了。民工朋友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提高自身素質，明確自身的價值，接受安全教育。要以主人和創造者的身份平等地面對企業主，進行雙向選擇。應堅決拒絕缺乏安全設施，勞動條件惡劣的企業；接受樂于投資安全，重視安全管理的企業主。

　　在實際工作中，更要明確權力義務，用法律、法規來保護自己。對企業主延長勞動時間，降低安全保障等違法行為要堅決抵制。在作業中要求企業主制訂各項安全措施與操作規程；認真履行落實措施，遵守規程的義務。如果每名勞動者都能做到這些，消除民營企業“安全事故多發癥”的直接操作因素亦非難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要想徹底緩解民營企業嚴峻的安全生產形勢，單憑企業，職工與政府三方面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頻繁發生的重大惡性事故，帶來了大量影響廣泛的社會問題，并已成為公害。所以，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齊心努力，深挖原因，群策群力，群防群治，走綜合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