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事故的數據總令人心痛。2008年1月1日-11月9日全國安全生產簡況顯示,全國發生特別重大事故10起，死亡662人，同比增加6起、500人。其中，煤礦企業發生5起,死亡174人。可以看出,特別重大事故死亡和失蹤數多半依然來自煤炭行業。盡管目前煤礦事故總量與死亡人數比以往已大大減少，但煤炭行業安全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事故高發主要原因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

　　事故高發、頻發的原因十分復雜。客觀上，煤炭開采是與自然角力的高危行業。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階段，對能源的依賴度依然很大，由于“缺油、少氣、富煤”的能源結構制約，且高瓦斯、多水害礦井居多。由于歷史原因，采煤方式落后，安全欠賬巨大。此外，煤炭企業良莠不齊，小煤礦占絕對比例，且一線員工多以農民工為主，素質不高、安全意識薄弱，整體上煤炭安全生產基礎脆弱。

　　我們知道，安全生產是經濟發展方式、社會管理水平等因素的綜合反映。客觀上目前處于“事故易發期”不假，但據我多年煤炭工作經驗判斷，主要原因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根本原因在于重生產、輕安全，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沒有根植于心。

　　有兩個現象足夠支持這個判斷：一是，凡是GDP快速增長期，煤炭緊俏之時，礦難事故就多且頻繁；二是，年產量不足3萬噸的小煤礦近年來已經關閉了1.1萬處，還有1.7萬處，煤炭產量只占全國的1/3，而事故死亡人數卻占全國的2/3，是礦難的“重災區”。亂采濫挖現象屢禁不止，非法開采黑煤窯事件時有發生。

　　是無法可依嗎？顯然不是。有關煤炭行業安全的法律依據，絕非一部《安全生產法》。密切相關的法律有《煤炭法》、《礦產資源法》、《礦山安全法》、《礦山安全法實施條例》、《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公司法》、《工會法》等。

　　是治亂不用重典嗎？顯然也不是。在《刑法》、《刑事訴訟法》基礎上，2006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嚴明依法追究玩忽職守罪、重大責任事故罪、事故隱瞞不報罪、擅自采礦罪和破壞國家礦產資源罪等“七宗罪”；2007年，高法、高檢則頒行了《關于辦理危害礦山安全生產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于2001年施行后，2005年9月3日再次修訂頒行《國務院關于預防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特別規定》。

　　懲處力度不夠，違法犯罪難以有效制止

　　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報告顯示，2000年-2005年，國務院調查處理了64起特別重大事故，“每一次礦難幾乎都發現了權錢交易”。在這些案件中，有些是地方官員在煤礦中參股，有些是政府官員充當不法礦主的保護傘，甚至一些官員竟然和礦主相互勾結，瞞報事故。對此，不僅有《行政處罰法》、《行政監察法》、《行政訴訟法》、《公務員法》等法律，還有《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等黨紀。此外，有關部門還專門出臺了鼓勵群眾舉報監督的專門條例。

　　國法黨紀，白紙黑字，不容置疑。研讀有關煤炭行業安全的法規，不難發現，法制之嚴密、法紀之嚴明、措施之嚴厲，真可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實際執法中監管不到位、執法不嚴、懲處力度不夠，違法犯罪行為難以得到有效制止。常見的情形是，“制度掛在墻上，口號喊在嘴上，落實停留在會上”，就是勞動者生命權益沒有放在心上。

　　2005年8月25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李鐵映在作《安全生產法》實施情況報告時說，“一些企業負責人強逼職工超強度勞動，甚至進行奴役性生產。”《安全生產法》是用“血鑄的條文”。

　　安全是安全生產鏈條上所有人努力的結果

　　盡管從事故鏈角度看，安全是安全生產鏈條上所有人努力的結果，現階段就我們目前的情形分析，關鍵在于行政和企業兩個安全責任主體的發展觀，是生產第一還是安全第一，是GDP政績至上還是生命價值至高無上，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我們實現科學發展、安全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原則。以人為本首先要以人的生命為本。生命之可貴，是因為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生存是第一法則。因此，《安全生產法》作為安全領域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需要修訂。這部法的第一條規定：“為了加強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防止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促進經濟發展，制定本法。”在這里，立法目的似乎是多元的，“生命和財產”似乎同等重要，發展經濟抑或被誤認為是最終目的，而“防止和減少事故”則成了一種手段。因此，本法這一條修訂應該開宗明義地突出強調“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此外，因為大家共知的原因，我們的安全立法太過分散。面對嚴峻的安全生產形勢，我們迫切一部統一的安全生產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