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新華社的文字和中央電視臺的聲像，都提供了石家莊特大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靳如超的“供述”。此前，石家莊特大爆炸案“告破”的結論，已在靳如超被抓獲的時候發布。播發靳如超的供述，可以理解為對“告破”結論的一種肯定。
　　靳如超的供述，解釋著人們頭腦中的一系列疑團，填充著一般人早先推理過程中的盲區，也在使他作為真兇的公眾形象定型化。
　　聲像傳神。電視上靳如超神態平靜地說著作案的過程，口齒還不算特別含糊，供認也極似誠懇，整個場面有些像開新聞發布會。犯罪心理學上，負案在逃者難免驚慌，落入法網以后反而變得踏實。靳如超現在的表現，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
　　靳如超“招了”，但“招了”并非大功告成。
　　在法院審理定罪以前，靳如超的身份仍然是石家莊爆炸案的重大嫌疑人。靳如超“招是不招”，并不影響案件的依法辦理，定罪依靠嚴密的證據體系。靳如超不招，我們需要證據；靳如超“招了”，我們需要證據；靳如超的招供是否完全真實，我們還是需要證據。對靳如超的全部供述，都要以人證、物證、書證加以研判。
　　如果靳如超所供屬實，他為什么能夠作下這一大案，就值得我們思考。靳如超在云南殺人，身份已經暴露，跑回石家莊后，短短幾天時間里又制造系列爆炸案，其準備和實施過程相當“原始”，卻最終得逞。得逞之后，又在短短時間內頂著公安部A級通緝令，操著他不太靈便的耳朵和口齒，手提裝著炸藥的編織袋跑到了北海。靳如超落網前10天的接連得手，應成為我們反思犯罪控制和社會管理問題的典型材料。
　　根據已知材料，靳如超純屬個人報復行為。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們的心理得到安撫，畢竟他的瘋狂是其來有自。然而，我們仍然無法完全平靜。如果石家莊爆炸案的后面果真只是一個罪犯的家庭變故，這種犯罪就完全可以歸于“細故殺人”。家庭細故在罪犯那里足以演變為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可見其理智喪失到何種程度。這種情況雖屬極端，但個別人的極端行為可以對社會構成巨大的威脅，其極端情緒又可以由細小的緣故而產生。一個靳如超可以給整個社會制造如此巨大的悲痛，我們的社會可以承擔多少個靳如超的打擊？
　　社會生活中沖突無處不在，個人變故、利益糾葛和思維碰撞在不斷發生。如果社會處在躁動不安和浮泛極端的背景之下，就容易發生或大或小的毀滅性災難。一切極端情緒和極端意識都蘊含著巨大的危險，一切極端思潮和極端行為都是社會的大害。警惕新的靳如超，緩解極端情緒，矯正極端意識，反對極端思潮，預防極端行為，應該成為社會的共識。劉洪波(南方周末)
　　
　　冷漠的氛圍--石家莊爆炸案主犯日記剖析之三 2001年04月29日10:42 新華網
　　新華網石家莊4月29日電 (江山 宋晶) 記者通過研究靳如超日記，發現他不時流露出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對個人需要的強烈渴望，但他的一些正當愿望一直無法實，因而從內心深處表現出了種種誤解、焦慮和失望。從這里不難看出，他雖然是一頭吃人的兇猛禽獸，但從另外的意義上說，也是一只理應得到關愛、理解、教育和警惕的困獸。
　　由于得不到理解，靳如超對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得出了消極的結論：“人可憐：無人 相互(信。以下括號內的字均為記者所加)。人疼(痛)苦：無人結(接)觸。人生氣：無人解氣反而給你再加氣。人沒有愛：反而無人可憐愛你。人生氣：別人就高興。人求人：別人越知道你無能，反而人們離遠了你。你窮：別人越破你的財，讓你窮。你高興：別人越不讓你高興。”
　　了解情況的人告訴記者，靳如超對父母很孝順，其母親死后，他曾在監獄里燒過許多紙錢。這次爆炸案時，他恨繼母，要炸她，可又怕炸了父親，就把炸藥放在了樓房外面，結果只炸了個洞，起了個嚇唬作用。
　　靳如超耳朵有病，深感身體健康的重要，因而對空氣是否清醒等十分敏感，幾次在日記里提醒和要求自己：“人生身體健最主要的是室間清潔，空氣無臭氧化氣。把室內所有的舊物品和有產生氣體的物品，全部除掉更換新的，要室內明亮寬廣，室外要有草平(坪)絕(綠)化，以向室內提供氧氣。有病不能好轉反而加重，我的耳聾就是這個關鍵。最好在南方，叢林，天氣熱，空氣潮，四周滿面(地)都是綠化。”他還一再談到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每天要長跑、要吃點好的。雖然他的要求可能有點過高，但這些正當愿望在監獄里根本無法實現。一位有識之士指出，要徹底改造一個人，不僅要靠法律和監獄等有形的手段，更需要無形的感情特別是愛的給予。
　　靳如超對生活有時充滿著憧憬和追求。1997年，當他離開監獄獲得新生時，是多么高興啊！這天，他在日記本的最后一頁寫道：“1997年9月15日，我順利度過8年11個月零1天大獄獲得新生了，減去了1年零29天余刑，1997年9月15日上午9點30左右出了監獄大門，獲了新生，在獄大門，二次乘坐面包車，第一次乘面包車15元，乘換第二次面包車240元，直接送到家門。到家后是12點40分左右，乘坐石市1路公共汽車到達人民商場，乘車在路上看到街頭上雙側，高樓商廈和人群，社會生活方面都不繁榮，很土氣，所以本人看著非常不順利本人在獄中回憶的印相(象)本人決定要到達南方和蘇聯、香港和起(其)它邊貿邊界繁榮經濟收入維持生活。”
　　然而，當身在監獄的靳如超即將回到社會時，高興之余，也有不盡的疑慮與擔心：“你回社會后你要高大的(特別地)警提(惕)注意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不要麻脾(痹)你自己，因你是住過監獄的獄人，社會上的人都把你看成了賊的壞人，干壞事的人，殺人出壞的人，你要注意，社會上的人都是這樣看待你的，只要你有一點壞事，社會上的人都不會放過你的，你不干壞事，社會上的人也是說你是壞人，也頂著你，你說話他們也認為你說的是壞話，你出門上他們也認為你出門去干壞事去了，你吵架他們認為你要殺人，你說話他們什么也不敢給你說，你問他們什么事，他們都不敢告知你，也是怕你知道后會干壞事，怕你問的事有目底(的)。”
　　可是，當時有誰能解除他的這些疑慮呢？后來的事實也正是如此。靳如超出獄后，或者是因為單位看不上，或者是因為自己好逸惡勞，結果幾次找工作，幾次失業。譏諷、嘲笑甚至打罵，那是常有的事。一位有識之士指出，社會本是教育和改造人的地方，但他得不到起碼的尊重和關注，導致他的復仇之焰逾燒逾烈。靳如超內心的仇恨和憤怒如同一顆定時炸彈，而周圍人們的冷漠，則是這顆炸彈的導火索。一旦引爆，同歸于盡的悲劇就將發生。
　　“我原來沒有想殺人。”當靳如超被抓獲后，公安干警問他為什么要去云南殺韋志花時，他交待，他和韋志花先是同居、生活了3個月。這期間，他的父親、后母及姐姐都不愿意他倆結婚。去年11月11日，韋志花不知何故，突然離開了石家莊，走時還把靳如超家里的600多元錢也偷走了。今年2月18日，靳如超帶了6800元錢，前往云南尋“妻”。為什么帶這么多錢？“準備在那里跟她好好過日子。”但沒有想到，靳如超到了云南后，韋志花不但拒絕跟他結婚，而且大把大把地花他的錢。靳如超說：“她與我結婚的事，她家提出要我出6600元錢，說是奶母錢，我覺得這不是賣人嗎，我不成了買人的人，我發覺上當了，受騙了……我想她們是想白花我錢。這樣我在韋家住了有15天。錢花了一千多，什么事也沒辦成。我想韋肯定不想真心跟我結婚，我十分生氣，使產生了要殺她的想法……我知道，光殺韋志花這一條罪我就活不成了，所以我想反正也是一死，便想到用爆炸的手法，把石家莊與我有矛盾的鄰居章小飛等人殺死。”
　　雖然靳如超想殺的只是自己的仇人，可爆炸案卻傷及了許多無辜，造成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本來，他不想濫殺，不想危害社會，如他在石家莊制造爆炸案后，雖然身上還帶著半斤炸藥和34根雷管，卻一直沒有作案。在石家莊第一拘留所里，他交待說：“在我想在北海把我制造爆炸和殺人的事寫成材料寄給公安部，然后我就自爆結束自己。”后來，在法院一審時，當他在法庭上聽到由于自己制造的爆炸致使108人無辜喪生時，他兩次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一位心理學家說，改造人的心靈是最難的了，心的創傷和扭曲必須靠心來挽救。遺憾的是，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有關部門沒能及時發現這本日記，也就談不上有針對性地開展對他的思想工作，包括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否則很有可能避免這場爆炸案。由此看來，冷漠的人際關系、不良的環境熏染、錯誤的教育方式和麻痹大意的管教辦法，是靳如超犯罪的外因。
　　正是由于靳如超的病態心理和骯臟靈魂，以及社會和家庭的冷漠氛圍，終于挖成了他的死亡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