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丈夫的賠償金在家鄉蓋起了一座大房子，房子蓋好后，她卻更加迷茫無助，對未來也沒了方向。
　　二妮抱著一歲半的小佳偉（孩子的父親李豐友生前給孩子起的名字），坐在自己新蓋的二層小樓中發呆，每天她都要這樣，這已是她日常的“必修課”。
　　2005年10月15日，大平礦難周年之際，記者再次來到了大平礦職工宿舍。時隔一年，職工宿舍少了去年那種戒備森嚴的氣氛，取而代之的是無比的寂靜，只有幾個中年婦女在樓前閑聊，一切好像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漸漸淡忘。
　　記者來到二樓，還是那幢桶子樓，直接來到右側靠邊的黃二妮家。還是那幅破舊的門簾掛在門上，敲了幾聲，沒人回答。又敲，還是沒人。下樓來，幾個婦女還在。你找誰？黃二妮。二妞（妮），早都搬走了，回老家了。去哪里了？沒人知道。礦難后不久，整個宿舍樓里十多戶遇難礦工的家屬，大多回老家，只剩下一戶正式職工的家屬還住在這里。
　　當記者正為怎樣找到黃二妮而犯難時，過來一位40多歲的婦女。聊天的婦女們告訴記者：她知道，她是二妞（妮）的老鄉。記者上前說明了來意，黃大姐說：“中——，你能來看二妞是好事，我帶你去，不過你得負責我的車票，有二百來里地呢！”
　　經過近半天的顛簸，記者和黃大姐來到了黃二妮的家鄉，開封市尉氏縣君李村。在村邊，老遠就能見到一棟白色的二層小樓，顯得很打眼。推開紅色的鐵皮大門，正遇見二妮抱著兒子在院子里干活。見到眼前的二妮，記者差點沒認出來（她瘦了很多，后來二妮說發生礦難以前她的褲子腰圍是二尺六，而現在是二尺二）。而二妮則一眼就認出了記者，沒有說話只是尷尬地笑笑，那笑有幾分苦澀和無奈。
　　進入了二妮的新屋，二妮給記者和黃大姐每人沖了一碗白糖水（家里最好的飲料），放在地上，招待記者。沒等記者說話，二妮眼淚簌簌地落了下來。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傾聽她的痛苦和煩悶。她太悶了，無從訴說。
　　2004年10月底，也就是大平礦難十天以后，黃二妮抱著丈夫李豐友的骨灰和賠償金，回到了家鄉，河南開封尉氏縣君李村。自從她跟丈夫李豐友到大平礦工作以來，已經11年沒回君李村了。剛剛遭遇不幸的二妮，回到家鄉后，倍感凄涼。由于她和丈夫的父母都過早過世，同時自家原來的老屋又坍塌，她只好帶著4個孩子，住在自己姐姐家。4個孩子都是生在大平，回到相距100多公里的家鄉后，有3個水土不符，生病。為了不太打擾姐姐家的生活，二妮帶著4個孩子在自己妹妹、孩子的姑姑家輪流住。可二妮的生活苦惱，并不在于居無定所，而是很多人對她手中厚厚的票子產生了興趣，借錢的人紛至沓來。窮怕了的二妮，死抱住丈夫用命換來的錢不放，就此她得罪了一批人，也有人開始誤解她。
　　為了不讓人再來借錢，為了給孩子留個后路，二妮做出了個大膽的決定，蓋房子，蓋大房子。2005年春節，二妮開始張羅蓋房子。可是，由于農村的舊俗，很多人不愿意給她蓋，因為丈夫的突然死亡，村里人有一些忌諱；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妮新寡，易惹閑話。這是我國一些農村的世俗，難以打破的習慣，讓人無所適從。
　　難得的是當地政府為了照顧二妮一家，市長特批一塊地來給她蓋房子。在親屬的幫助下，二妮家的房子終于蓋起來了。二妮為了4個孩子將來有所依托，蓋的是二層大房子，矗立在村東，但與其他村民的房屋相比，總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坐在自己新屋子里，二妮對記者說她后悔了。二妮蓋大房子的本意是想讓自己和孩子的未來有個依靠，可她沒想到現實并非那么簡單。
　　2005年5月，房子蓋好了，二妮一家5口搬進了屬于自己的新家。新竣工的房子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收拾，可當涉及到一些體力活兒和一些不適合女人干的活兒時，二妮就著急。因為，沒有男人愿意幫助她。為了避嫌，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男人們不敢經常登寡婦家門。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這千年陋習沒法被打破，特別是在落后的農村。二妮說：她為了安裝一個電燈，早早就把電線和開關買了回來。可就是沒有男人愿意幫她安裝，已經半年了，現在還沒安上。二妮說每當她干重體力活時，就會想起她和丈夫豐友曾經在一起干活的情景，兩個人恩恩愛愛，從不吵架。二妮想不明白，為什么這樣的不幸就發生在她身上，她十分思念丈夫，她對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的丈夫是那樣的滿意，可思君如逝水。如今二妮一家在村里由于很特別，所以很少有人到二妮家來串門。她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被人怪怪的看著、談著。
　　最讓二妮后悔的是，蓋完房子她很難回到礦上去了。礦難發生后不久，大平礦上的負責人曾答應說為了照顧她家的特殊情況，可以給她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房子蓋好以后，二妮一直想回礦上工作，或者找個別的什么工作，來貼補家用。因為，她蓋完房子后，丈夫的賠償金已經不多了，由于二妮在農村沒有地種，同時她的大女兒和二女兒都在縣里上學，開銷很大，自己壓力也很大。二妮現在只有兩個愿望：一是能回到礦上找個工作；二是把4個孩子撫養大，對得起丈夫。當記者問二妮是否打算再嫁時，她說不太現實，她也沒有考慮。我們無法想象一個36歲的女人，將怎樣度過她的生理難關！
　　《易經》中說“艱則無咎”，不忘記過去的痛苦，才能免于今后的禍患。可記者發現一個很怪的現象，很多遇難礦工的遺屬，都想回到奪走她們親人生命的地方再謀生。記者在大平職工宿舍，采訪了唯一沒搬走的一家遇難礦工遺屬弋女士，她哭著說現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否回到大平礦上，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來貼補家用，和二妮的想法不謀而合。生活有時，就是那樣無奈。
　　在我國每年有6000多名礦工（官方統計數字）失去生命，這6000多條生命的背后是6000多個被破壞的家庭；這6000多個家庭就是6000多個不同況味的悲情故事。大平礦難中，一個30多歲，右手殘疾的婦女，失去了丈夫。她帶著兩個未成年孩子，來到礦上為丈夫收尸。不久，礦上就發放了遇難人員賠償金，她讓丈夫的兩個哥哥先把賠償金帶回去，自己等見到丈夫的尸體后再回去。可當她帶著丈夫的骨灰回到家鄉后，丈夫的兩個哥哥就不認賬了，說沒拿什么錢。如今，這個可憐的殘疾女人與兩個幼子，在農村老家相依為命。
　　我們的社會已進入文明的時代，提倡以人為本。可又有多少人愿意傾聽這些從角落里偶爾發出的微弱聲音呢？礦難發生后，我們是否覺得金錢就可以撫慰一切創傷？我們是否聽到受傷的人們默默哭泣的聲音？一個文明的時代，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其自身應具備能有效幫助不幸人的機制，所有社會機構都應以能形成這樣的機制來設置。目前，類似二妮家這樣需要安撫的家庭，需要社會來重新點亮她們對生活信心，使她們的生活有奔頭有快樂，而不是讓她們在迷茫中空守。
　　歸途中，二妮家的事情還在我腦海回蕩。打開隨身帶的MP3，正巧播放自己非常喜歡的歌曲——《再度重相逢》；可此時，那句本很喜歡歌詞透著凄涼——“說好了，下一輩子，再度重相逢”。如果上天真的有知，那么下一輩子，豐友肯定愿和二妮再作夫妻。那么，豐友還愿意當礦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