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文化學看安全文化的科學性
安全文化是具有科學基礎和前提的。把安全文化作為一門學問來認識和研究，是安全文化科學性的重要體現。由于安全文化包涵于一般文化學范疇，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用文化學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來指導推進和發展安全文化，另一方面，從文化學的科學基礎我們可以認識清楚安全文化的科學性。
文化學在世界上興起于19世紀初，其主要研究任務是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人類對這一現象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始階段：即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這個階段的文化學主要從精神文化即意識形態方面去認識文化現象，它偏重于把文化看成是一種人類精神現象的反映——人類的宗教、信仰、思維、心理、語言、藝術等方面的反映。
功能主義階段：這是20世紀上半葉在功能主義方法論指導下形成的文化學理論。該理論從社會結構、功能形態、社區文化等角度進行研究，將人們對文化的認識從精神領域擴大到社會領域。這個時期，不少學者從人類經濟活動的角度來認識文化現象。
當代文化學階段：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現在。這一階段文化學家們先是用文化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多種現代社會現象，使文化學產生了許多分支——社會文化學、藝術文化學、教育文化學、心理文化學、居住文化學等。這些研究說明了對文化概念、范圍的認識不斷在擴展。對安全文化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文化學發展的產物。文化學發展到今天，其內涵和外延已發展到方方面面。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已經包括了人類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精神文化、經濟文化、法律文化等各種文化現象。
文化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顯然對我們探討和發展安全文化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從歷史文化的反思中我們可以確立發展安全文化的認識論。從歷史學的角度，我們應認識到：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傳統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和豐富的多彩的內涵，這其中也包涵豐富的安全文化。剖析當前文化學界的三種思潮，我們可以認清和確立正確地發展安全文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因此，在研究、建設和發展我國安全文化的實踐中，應當倡導“中西合璧”的認識論，通過揚我之長、棄己之短、學人之長，避人之短，來發展中國先進的安全文化。例如要把西方重視人權的安全價值觀念與我國以人為本的理念相結合；把西方社會強調安全經濟效益的觀念與我國重視人的生命意義概念相結合；把國外現代工業安全管理科學模式與中國的傳統經驗管理方式相結合；把西方推行法制化管理的機制與我國強調行政責任追究的機制相結合；把國際的“三方原則”(政府、雇主、雇員)與我國的安全生產管理體制相結合。
針對發展先進的安全文化，還要求我們：從狹義的安全概念發展到廣義的安全范疇；從控制傷亡事故的目標擴展到人身、財產、環境安全的綜合目標；從安全工作和勞動保護事業的層次發展到安全科學、安全工程技術、安全文化的層次；從強調事后處理和管理的方式轉變到超前預防的管理方式；從就事論事的經驗管理轉變到前瞻性的科學管理；從縱向的行業管理轉變到縱向橫向交叉的立體式綜合管理；從只分散地只講責任、制度、措施的無序化管理轉變到方針、目標、計劃、實施、審核與評價的程式化體系管理；從單一的行政手段發展到行政、法制、經濟、科學、文化的多種手段。
從文化學到安全文化學，顯然經歷了科學的過渡和橋梁。文化學的科學性與安全文化的科學性是一致的、共同的。
二、從我國古代文明看安全文化的科學性
安全伴隨于人類進化和發展過程中古老而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遠古時代，原始人為了提高勞動效率和抵御野獸的侵襲，制造了石器和木器，作為生產和安全的工具。早在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就知道在自己居住的村落周圍開挖溝壕來抵御野獸的襲擊。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更是我國勞動人民防治水患的偉大創舉。公元132年，張衡發明的地動儀，為人類認識地震作出了可貴貢獻。在生產作業領域，人類有意識的安全活動可追溯到中世紀的時代，當時人類生產從畜牧業時代向使用機械工具的礦業時代轉移，由于機械的出現，人類的生產活動開始出現人為事故。隨著手工業生產的出現和發展，生產中的安全問題也隨之而來，安全防護技術隨著生產的進步而發展。在公元七、八世紀我們的祖先就認識了毒氣，并提出測知方法。公元610年，隋代方巢著的《諸病源侯論》中記載：“……凡古井冢和深坑井中多有毒氣，不可輒入……必入者，先下雞毛試之，若毛旋轉不下即有毒，便不可入�！惫�752年，唐代王濤著的《外臺秘要引小品方》中提出，在有毒物的處所，可用小動物測試，“若有毒，其物即死”。千百年來，我國勞動人民通過生產實踐，積累了許多關于防止災害的知識與經驗。我國古代的青銅冶鑄及其安全防護技術都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從湖北銅綠山出土的古礦冶遺址來看，當時在開采銅礦的作業中就采用了自然通風、排水、提升、照明以及框架式支護等一系列安全技術措施。在我國古代采礦業中，采煤時在井下用大竹桿鑿去中節插入煤中進行通風，排除瓦斯氣體，預防中毒，并用支扳防止冒頂事故等。1637年，宋應星編著的《天工開物》一書中，詳盡地記載了處理礦內瓦斯和頂板的“安全技術”：“初見煤端時，毒氣灼人，有將巨竹鑿去中節，尖銳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煙從竹中透上”，采煤時，“其上支板，以防壓崩耳。凡煤炭去空，而后以土填實其井”。公元989年北宋木結構建筑匠師喻皓在建造開寶寺靈感塔時，每建一層都在塔的周圍安設帷幕遮擋，既避免施工傷人，又易于操作。防火技術是人類最早的安全技術之一。早在公元前七百年，周朝人所著的《周易》中就有“水火相忌”、“水在火上既濟”的記載。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集》記述，北宋首都汴京的消防組織就相當嚴密：消防的管理機構不僅有地方政府，而且由軍隊擔負執勤任務；“每坊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一所，鋪兵五人”負責值班巡邏，防火又防盜。在“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余人。乃有救火家事，謂如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火索、鐵錨兒之類”；一旦發生火警，由軍弛報各有關部門。中國古代沉淀的安全行為文化和物態文化的光輝燦爛奪目。
無論是從古代安全觀念文化，或是從古代的行為文化中，都充分體現了人類追求安全文化進步的向往，都體現出安全文化的科學性質和內涵。
三、安全文化的科學體系
安全文化具有如下三個科學體系：
1.安全文化的形態體系
從文化的形態來說，安全文化的范疇包涵安全觀念文化、安全行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態文化。安全觀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精神層，安全行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的制度層，安全物態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物質層。
�。�1）安全觀念文化：主要是指決策者和大眾共同接受的安全意識、安全理念、安全價值標準。安全觀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是形成和提高安全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態文化的基礎和原因。當前，我們需要建立的安全觀念文化是：預防為主的觀念；安全也是生產力的觀念；安全也是生產力的觀點；安全第一的觀點；意識，保險防范的意識；防患未然的意識等。
�。�2）安全行為文化：指在安全觀念文化指導下，人們在生活和生產過程中的安全行為準則、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的表現。行為文化既是觀念文化的反映，同時又作用和改變觀念文化�，F代工業化社會，需要發展的安全行為文化是：進行科學的安全思維；強化高質量的安全學習；執行嚴格的安全規范；進行科學的安全領導和指揮；掌握必需的應急自救技能；進行合理的安全操作等等。
�。�3）安全管理（制度）文化：安全管理文化是企業行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放在專門的地位來探討。管理文化指對社會組織（或企業）和組織人員的進行產生規范性、約束性影響和作用，它集中體現觀念文化和物質文化對領導和員工的要求。安全管理文化的建設包括從建立法制觀念、強化法制意識、端正法制態度，到科學地制訂法規、標準和規章，嚴格的執法程序和自覺地執法行為等。同時，安全管理文化建設還包括行政手段的改善和合理化；經濟手段的建立與強化等等。
�。�4）安全物態文化：安全物質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層部分，它是形成觀念文化和行為文化的條件。從安全物質文化中往往能體現組織或企業領導的安全物態文化體現在：一是人類技術和生活方式與生產工藝的本質安全性；二是生產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技術和工具等人造物及與自然相適應有關的安全裝置儀器、工具等物態本身的安全條件和安全可靠性。
2．安全文化的對象體系
文化是針對具體的人來說的，是對某一特定的對象來衡量的。除了對社會一般的大眾、公民、學生、官員等都具有安全文化素質的問題外，對于企業安全文化的建設，一般說有五種安全文化的對象：法人代表或企業決策者，企業生產各級領導(職能處室領導、車間主任、班組長等)，企業安全專職人員，企業職工，職工家屬。顯然，對于不同的對象，所要求的安全文化內涵、層次、水平是不同的。例如，企業法人的安全文化素質強調的是安全觀念、態度、安全法規與管理知識，對其不強調安全的技能和安全的操作知識，例如一個企業決策者應該建立安全觀念文化有：安全第一的哲學觀；尊重人的生命與健康的情感觀；安全就是效益的經濟觀；預防為主的科學觀等。不同的對象要求不同的安全文化內涵，其具體的知識體系需要通過安全教育和培訓來建立。
3．安全文化的領域體系
從安全文化建設的空間來講，就有安全文化的領域體系問題，即行業、地區、企業由于生產方式、作業特點、人員素質、區域環境等因素，造成的安全文化內涵和特點的差異性及典型性。因此，從企業的安全文化建設的需要出發，安全文化涉及的領域體系分為企業外部社會領域的安全文化，如家庭、社區、生活娛樂場所等方面的安全文化；企業內部領域的安全文化，即廠區、車間、崗位等領域的安全文化。例如，交通安全文化的建設就有針對行業內部內部(民航、鐵路內部等)的安全文化建設問題，也有公共領域(候機樓、道路等)的安全文化建設問題。
從體系和科學結構上認識清楚安全文化的范疇，對建設安全文化能起到重要指導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是保證安全文化科學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