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運用決策樹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進行最優決策分析發現，企業一般不會自覺地投入資金來進行安全文化建設，而是存在一種僥幸心理，因此，需要對其施加監督外力；通過構建一個由政府安監部門和企業參與的監督博弈模型并進行分析表明，政府安監部門加大對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處罰力度并不是最優策略，鼓勵并幫助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才是最優選擇。和諧社會構建中仍需運用“和諧”原則來指導和幫助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

　　【關鍵詞】 和諧社會；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決策樹；監督博弈

　　 0 引言

　　安全文化伴隨人類的產生而興起、伴隨人類社會的進步而發展。但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才有意識地研究并發展安全文化。“安全文化”作為一舶來品，在我國有意識地對其進行研究，也不過是近二十多年的事。1993年，時任勞動部部長的李伯勇同志指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2005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李毅中局長明確提出“安全文化”是我國安全生產工作“五要素”之首；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安全發展”的重要理念；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明確指出要“堅持安全發展，強化安全生產管理和監督[1]”

　　因此，在我國當前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如何將安全文化滲透到安全發展之中，滲透到“兩種生產”之一的物質資料生產主體——企業中，搞好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是一項嶄新而又緊迫的課題。

　　1 和諧社會與安全文化神合貌離、形散神聚

　　和諧社會中的“和諧”二字，古今中外有多種解釋，從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到《辭海》中的“和睦協調”，眾說紛紜，不一而舉。如果從造字法來看，“和”字可拆為“禾”與“口”，即一人一份飯；繁體的“諧”字可拆為“皆”與“言”，即人人皆可言。因此，可將和諧詮釋為“一人一份飯、人人皆可言”或“人人有飯吃、人人都有發言權”。“和”字體現的是生存、生活等物質層面，而“諧”字則更多地體現民主或價值等層面。

　　安全文化中的“安全”一詞，可理解為無危為安，無損為全[2]，是和諧的重要體現；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看，屬于需求金字塔中的物質層面；而“文化”則通常被看作是與自然現象不同的人類社會活動的全部成果[3]。關于安全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但不外乎有“廣義說”和“狹義說”。筆者贊同羅云教授的定義，它是“人類安全活動所創造的安全生產、安全生活的精神、觀念、行為與物態的總和[4]”

　　和諧社會與安全文化一方面強調人的生存或物質層面，另一方面強調人的價值或精神層面，二者神合貌離、形散神聚，且安全本身就是和諧的重要前提，是和諧的突出表現之一。

　　2 企業安全文化重在自覺建設

　　工業化打破了農業社會原有的社會關系而進入到以業緣關系為主導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生產社會化和勞動分工日益明細的現實背景下，每一個自然人都要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以獲取勞動報酬來維系生存、改善生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安全文化的最重要領域之一是企業。

　　然而，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契約的結合”，追求的是既定成本下的利潤最大化，或既定利潤下的成本最小化。在面臨信息不對稱和風險性決策時，企業往往是急功近利、趨利避害的。企業在利潤與安全之間進行博弈[5]，通常認為二者是背道而馳的。

　　筆者認為，在我國現階段，寄希望于企業自覺自愿地搞好安全文化建設是不太可行的，“無為而治”還不太現實，何況在當前“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下，企業往往處于博弈優勢方。因此，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應該在強制性的法律規范約束下和強有力的外力監督下進行。

　　2.1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中的最優決策分析

　　在信息不對稱和風險不確定條件下，由于企業在進行決策時事先并不知道哪一事件將來一定會發生，而只能根據以往的生產經驗、資料和信息，或統計的多年的生產事故案例或生產事故積累的傷亡人員數據，設定或推算安全事故的發生概率，為安全生產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2.1.1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決策樹的建立

　　假設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后的事故發生概率為α，事故經濟損失為A；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時的事故發生概率為β，相應的事故經濟損失為B；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對于預防事故發生是有效的，則α＜β，且A＜B。另設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投入成本即安全文化建設投資為I，則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決策樹如圖1所示。

 

　　圖1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決策樹

　　圖1中，節點1代表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時的決策，節點2代表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這一事件，與之相對應，節點3表示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通過計算決策樹中節點2和節點3的期望收益，得：

 

　　2.1.2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決策

　　在現實生產過程中，企業在面臨諸多風險性決策和信息不對稱時，是不愿意投入巨資來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大多數企業存在一種僥幸心理，并且即使是進行安全文化建設也千方百計地追求成本投入最小化。上述的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投入及僥幸心理解釋了目前多數企業“輕安全文化建設投入、重效益產出，生命誠可貴、利潤價更高，忽視人力、重視財力，漠視人權、重視產權”，從而成為導致安全事故頻發的原因之一。

　　從純期望值收益比較來看，要使企業愿意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必須使E2＞E3，即使得－αA－I＞－βB，解得：βB＞I+αA，才能保證企業認為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是最優決策。然而，大多數企業一般不會主動投入資金來進行安全文化建設，這就需要市場的“監管人”——政府方出面干預，宣傳、指導并督促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也體現了我國當前政府宏觀調控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

　　2.2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中的監督博弈分析

　　在我國現行管理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生產方，因此，理所當然地成為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主體，是安全生產的第一責任者；政府作為國家代言人，在企業安全生產和安全文化建設中擔當監督者的重任。因此，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中的監督博弈參與人主要是政府(在我國主要指政府安監部門)和企業兩方。

　　2.2.1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監督博弈模型建立

　　根據博弈論原理，結合我國現行管理體制，建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監督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設[6]如下：

　　1)參與人：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監督博弈模型中有兩個參與人，即政府安監部門和企業。

　　2)博弈策略：在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中，政府安監部門的策略選擇是{檢查，不檢查}；企業的策略選擇是{進行安全文化建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

　　3)博弈次序：假設博弈雙方同時決策且對博弈中各種情況下的得益都完全了解，那么，是一完全信息靜態博弈[7]。另外，該模型假設博弈方可隨機選擇策略，因此，是一混合策略。

　　4)得益：假設政府安監部門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進行監督屬本職工作，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所需投資為I。假設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是有效的，能夠預防或減小事故發生的可能性，相應的事故經濟損失為L1；政府安監部門對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檢查督促對于預防或降低事故發生概率是有效的，相應的事故經濟損失為L1；但是，在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同時安監部門也不檢查督促的情況下，企業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就較大，造成的經濟損失為L2。其中，L1和L2為經濟損失期望值估計，且明顯有L1＜L2。

　　在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前提下，政府安監部門進行督查需要花費成本C；如果安監部門不進行督查，則無需花費任何成本，即安監部門沒有任何損失(當然，不排除失察的責任損失)。在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前提下，安監部門進行督查需要花費本C，并對安全文化建設不作為的企業進行懲罰，處以F的罰款并責令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投資I；如果安監部門不對其進行督查，企業安全事故的發生對勞動者個人、企業和國家三方都造成了經濟損失L。

　　在上述假設前提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中監督博弈雙方的支付矩陣如圖2所示。

 

　　圖2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監督博弈雙方的支付矩陣

　　2.2.2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監督博弈模型求解

　　以θ表示政府安監部門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進行檢查的概率，以γ表示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因此，安監部門的混合策略為(θ，1－θ)，即政府安監部門以θ的概率進行檢查，以(1－θ)的概率不進行檢查；企業的混合策略為(1－γ，γ)，即企業以(1－γ)的概率進行安全文化建設，以γ的概率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該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為(θ*，γ*)[8]。

　　此時，企業選擇進行安全文化建設與選擇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如果政府安監部門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進行檢查的概率小于θ*，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如果政府的安監部門檢查的概率大于θ*，企業的最優選擇是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如果政府的安監部門檢查的概率等于θ*，企業則隨機選擇進行或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

　　政府安監部門選擇檢查和不檢查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即：如果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小于γ*，政府安監部門的最優選擇是對其進行檢查；如果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大于γ*，政府安監部門的最優選擇是不對其進行檢查；如果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等于γ*，政府安監部門的最優選擇是隨機選擇檢查或不檢查。

　　2.2.3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監督博弈模型分析

　　通過求解博弈模型可知，企業的最優概率γ*(γ*=C/(F+L2))的大小取決于安監部門的檢查成本C和安監部門對安全文化建設不作為的企業進行的罰款F的大小，且與C正相關，與F負相關。安監部門的檢查成本C越高，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就越高；對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處罰越重，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就越小。因此，有效減少企業安全事故的發生，必須從降低政府安監部門的檢查成本C和加大對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處罰力度F等方面入手。

　　政府安監部門的最優概率

 

　　的大小取決于F和企業在安全文化建設方面的投資I，且與I成正比，與F成反比。企業在安全文化建設方面的投資I越高，政府安監部門的檢查概率越趨向于1，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結果。這樣以來，安監部門和企業在安全文化建設方面各司其職。然而，當F越大時，安監部門檢查的概率變小，那么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增大，這只會令情況越來越糟糕。

　　綜上所述，政府安監部門加大對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處罰力度并不是最優策略。從短期來看，該舉措雖然可以提高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概率，但與此同時卻降低了安監部門的檢查概率，從而又間接誘發了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動機。鼓勵并幫助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才是最優選擇。

　　3 運用“和諧"原則進行企業安全文化建設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高度重視和切實抓好安全生產工作，……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正如前所述，和諧社會與安全文化神合貌離、形散神聚。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還應運用“和諧”原則來進行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下，以人為本，建設“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安全與生產、生活共存、個人價值與集體效益和國家利益共創”的和諧安全文化。

　　席酉民教授認為，“和諧”原則，就是要使“和則”與“諧則”相結合。和諧既有客觀的、得當的、科學的“諧”的完美，又有主觀的、情感的、感覺良好的“和”的融合[9]，而不論是作為個體存在的還是作為一個集體而存在的人既是理性人，又是情感人。因此，在運用“和諧”原則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時既要合情，又要合理，對于企業而言，還要適度。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對企業而言是一項投資[10]，正如“烏鴉”喝瓶子里的“水”一樣，要想喝到水就必須往瓶子里投入“石子”，關鍵是企業在認識到該經驗的基礎上應該投入多少“石子”?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投資決策正確，則會帶來相應收益或避免比投資而言更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政府安監部門應加強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宣傳、引導和幫助，不宜總是做些亡羊補牢的事后處罰，而應在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方面給予適當的支持和引導[11]。例如：制定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方面的法律、法規，在對那些安全文化建設不作為的企業予以懲罰的同時，建立對政府安監部門的考核機制，防止職權的濫用和行政不作為。

　　文化具有“文而化之”的審美功能。安全文化以形象、藝術的表現形式，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直接作用于人的行為和思想感情。“文化是社會的黏合劑”，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價值觀的外化是制度或規范；社會的核心是人，個人追求自由，社會追求秩序；每一個人和企業的價值觀具有不確定性，而人類追求一致性，從而促成價值觀變為規范。因此，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導下，建立和健全安全文化制度和規范，將安全主題通過文化這種人們容易接受和樂于接受的形式，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促使員工與企業樹立科學、和諧的安全文化觀，推動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

　　4 結論

　　筆者通過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安全是和諧的重要前提，也是和諧的突出表現之一。和諧社會與安全文化一方面強調人的生存或物質層面，另一方面強調人的價值或精神層面，二者神合貌離、形散神聚。

　　2)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自然人都要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以獲取勞動報酬來維系生存、改善生活，安全文化的最重要領域是企業，企業安全文化重在建設。

　　3)通過運用決策樹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進行最優決策分析發現，企業一般不會主動投入成本來進行安全文化建設，而是存在一種僥幸心理，因此，需要對其施加監督外力。

　　4)通過構建由政府安監部門和企業參與的監督博弈模型并進行分析表明，政府安監部門加大對企業不進行安全文化建設的處罰力度并不是最優策略，鼓勵并幫助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才是最優選擇。

　　5)和諧社會構建中，仍需運用“和諧”原則來指導和幫助企業進行安全文化建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堅持以人為本、人人參與、共建共享，建設“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安全與生產、生活共存、個人價值與集體效益和國家利益共創”的和諧安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