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頭的一場大火，讓人們再一次繃緊頭腦中“安全”的神經。然而，就在當今中國各行各業視“安全事故”為洪水猛獸之時，有著200多年危險品生產歷史的杜邦，卻不折不扣地做起“安全”的買賣。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同中國許多企業一樣，杜邦對安全生產的重視，及其對特有的安全理念的塑造，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被動到主動的漫長過程。
    1802年，杜邦公司建立于美國特拉華州威明頓市白蘭地河畔。如今，這里優美的自然風光，已使很多人忘記了公司最初依靠制造火藥白手起家的歷史。而其創始人E.I.杜邦卻明白，公司一開始，便吃上了高危行業這碗飯。
    事實上，從1802年到1880年，杜邦的主營業務始終沒能脫離黑火藥的生產。火藥時刻會爆炸，盡管E.I.杜邦在廠房選址及車間設計上，充分考慮了將可能的爆炸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小，但接二連三的重大傷亡事故仍然發生，以至于E.I.杜邦的幾位親人也沒能逃脫厄運。其中，最大的事故發生在1818年，100多名員工中，有40多人傷亡，企業一度瀕臨破產。
    所幸的是，美國當時的西部開發，為杜邦黑火藥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杜邦公司存活下來。
    但刻骨銘心的事故讓E.I.杜邦體會到，設備和廠房的安全并不能完全杜絕安全事故，真正的安全，必須有制度和意識的保證。事故發生后不久，E.I.杜邦做出了今天看來可堪稱影響杜邦歷史的三個決策：首先，建立管理層對安全的責任制度，而不專設安全生產部門。即：從總經理到廠長、部門經理、組長等，所有管理者均是安全生產的直接責任人。其次，建立公積金制度，即：從員工工資、企業利潤中定期提取公積金，為萬一發生的事故提供經濟補償。第三，建立“以人為本”的安全管理理念。即：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讓員工真正認識到，安全生產并不是對他們生產行為的約束與糾正，而是對他們人身的真正關懷與體貼。
    200年來，杜邦不折不扣地執行著上述三條決策。以至于今天，安全觀念已成為杜邦獨特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每次公司召開會議，主持人首先要做“安全提示”，提醒與會者安全通道出口的位置，及如遇緊急情況時應采取的措施；在公司辦公室中，坐椅者絕不可使座椅兩腿著地；公司更是要求杜邦員工及其家屬在乘任何機動車輛時，應隨時系好安全帶。
    總之，近兩個世紀前的慘痛事故令杜邦人視安全為生命，而這種持久的對安全的專注，200年來，不僅呵護了不知多少杜邦人的健康與幸福，也為杜邦帶來新的商業機會。
    經營“安全”——杜邦安全理念的可持續發展動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杜邦安全文化最經典的部分，并非公司內部安全制度的建立及公司員工安全意識的培養。在今日杜邦，“安全與防護”已成為其五大業務平臺之一，2004年，該平臺的銷售額達47億美元。杜邦真正吃起了“安全”這碗飯。
    “今天，杜邦已將安全投入不再視為成本，而看做是一種回報豐厚的投資。”杜邦安全管理咨詢部門主管曹鴻添對記者說。曹的觀點幾乎擊中了國內大多數企業認為安全生產“投入多、見效慢”的軟肋。
    作為安全咨詢的專家，曹鴻添認為，安全投入的回報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考察。首先，由安全投入所減少的直接和間接安全事故損失，即是最大的投資回報。2004年，中國發生的安全生產事故，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2500億元人民幣，幾乎占當年GDP的2%。而一般情況下，事故的間接經濟損失是直接損失的5至10倍。這樣算下來，中國當年的GDP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下降。
    另外，對于杜邦這樣從事危險行業的公司，保險費用投入非常大。而大多數保險公司要求企業的保費支付與企業當年發生的事故比率成正比。因此，實現安全生產本身，就是在為公司減少成本支出。
    需要指出的是，杜邦安全投入的投資回報理念還不僅僅局限于減少事故損失和降低保費支出這樣的傳統認識。事實上，杜邦對于“安全與防護”平臺自身業務的設計，就集中體現了杜邦經營“安全”的思路。
    “在該平臺上，六個不同的業務部門有機結合，相互提供商業機會，形成了一種合力，共同推動了杜邦安全事業的發展。”曹鴻添說。
    杜邦在當初建設這一平臺時，就有意將“個人防護”(生產個人防腐、防化等勞保用品)、“無紡布”(用于生產一次性防護用品)、“先進纖維系統”(防火、防爆、防彈用品)、“實體面材”(抗菌、抗污染材料)和“安全管理咨詢”等與安全管理及安全用品生產有關的業務集中，從而使杜邦長期堅持的安全生產理念，走向了可持續發展的利潤增長階段。
    “我們的安全咨詢部門在全球有1000多名專業的安全顧問。他們在為我們的2000多家分布于航空、石油石化、鋼鐵、煤礦等行業的客戶進行安全咨詢時，不僅為他們提供了先進的安全制度設計理念，還幫助客戶認識了杜邦安全防護產品的技術先進性和不可替代性。從而，整個‘安全與防護’平臺的業務，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環。”曹鴻添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