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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消未酬怨,難報百姓恩”——訪劉潛

2004-05-11   來源:安全文化網    |   瀏覽:    評論: 0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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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給年過七旬的劉潛老人照相。劉老說,去睡房找件衣服。可去了好一會兒,也沒見他找來換上。以前,衣服放在哪兒,都由老伴劉鵬經手,他腦子里只有安全科學。現在,老伴去世快一年了,這些事他還沒學會料理,看得出來,他對自己的生活仍未放在心上。
    “有西服嗎?穿上西服照相顯得精神一些。”
    “我為中國安全生產服務,我不穿西服。”劉老說得十分自然,語調平緩,沒有強調的語氣;但好像這句話就是為搭配“不穿西服”來的。
    雖是隆冬,室外午后的陽光還是暖洋洋的。
    “照相時我要戴這頂帽子,這是我父親留下的。”雖然因病住院已有相當一段時間,但戴好帽子,又在紫紅色茄克外披了一件軍大衣的劉老,讓人感覺精神多了。
    劉老說:“人老了,病也就欺負到你的頭上來了。”不過,今天他氣色不錯。
    照完相,回到屋里。20幾平方米的客廳里顯得很亂,地面、桌幾上零散地堆放著書和多種安全期刊,還有日用品、藥品混雜期間。四面墻都占滿了,南面墻上是李戴給劉老父親劉力子書寫的對聯,對聯之間是劉老的臺灣同道湯蘭瑞夫婦在其退休時贈送的一幅老翁垂釣圖,再就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為劉老題寫的橫幅“中國安全科學”。東面窗兩側是書柜,西面墻陳列著各種獎牌和紀念品,以及劉老夫婦游覽三峽時在奉節的留影,北面的舊式屏風上掛著劉老夫人的遺照。房間不大,卻透著文化味。
    老人沏了一杯茶,同我們聊了起來。
    “我的一生大致可分成四段:第一段主要是“求學”;第二段是“工作”;第三段是發揮“余熱”;這第四段嘛,是余生,就可能動不了了,到那時,就成‘廢物’了。”
    劉老說他現在正處在第三段中后期,想盡可能延長這個階段,多為安全生產培養點科學理論人才。他在第二三階段里,有近40年時間一直在搞安全;正因為如此,劉老的人生跟中國的安全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劉家與《大眾日報》

    劉老的老家在山東省沂水縣劉家山宋村。劉家算是村里的旺族,他祖父的祖父是個開明的地主,同時又是一個被鄉親稱為“劉善人”的鄉間郎中,一直到他的祖父、伯祖父和父輩們,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都站在社會進步的前沿,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都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發展作著自己的貢獻。
    多年來,《青年報》改為《大眾日報》的事,一直令劉家的人引以自豪。因為這事兒,劉老的父親劉力子和戰友李戴起了重要作用。當時由劉李二人與中共山東分局取得聯系,于1939年1月1 日,把一個由山東進步群眾自發創辦的《青年報》正式改為《大眾日報》,作為中共山東分局的黨報。
    那時,劉老的伯祖父是黨領導的山東參議室副議長(建國后任山東省副省長、政協副主席等職),劉老的父輩中有十幾個人是報社編輯部、經理部、電臺等部門的領導或骨干。所以,提起劉家,《大眾日報》的同仁沒有不知道的。而對劉老本人來說,與《大眾日報》相聯系的那段人生經歷,就成了確立他終身“為人民服務”這一人生趨向的關鍵時期。
    1942年,劉老隨母來到《大眾日報》,開始過供給制生活。組織上安排他母親在鞋廠工作,把當時才9歲的他送到山東分局干部子弟小學住讀,開始了獨立生活。
    就在這期間,抗日戰爭進入更加殘酷的相持階段,日寇掃蕩不斷。為戰勝日寇對山東濱海解放區的掃蕩,子弟小學的同學們經常被迫分散隱蔽。特別是1943年那一次,令劉老終生難忘,他被老鄉藏在夾體墻中,得以生存下來。這段人生經歷,奠定了他對父老鄉親深厚感情的基礎。因此,他的人生座右銘,是從吳祖光的一首詩里克隆過來并稍作改動的聯語:“易消未酬怨,難報百姓恩。”
    1954年,劉老高中畢業,考入北京俄專留蘇預備部;1955年赴蘇聯留學,在列寧格勒電工學院雷達專業學習。

從北大到勞保所

    1960年,劉老回國,被分配到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任無線電基礎課助教,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二階段。
從蘇聯歸來,躊躇滿志的劉老想干一番。到北大后,發現北大并不適合自己。北大一直以文理為主,學工的他覺得無能為力;工作下去的最終結果,就是做個高級實驗員,跟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偏差。這成為后來他離開北大的主要原因。
    1964年,劉老調到勞動部勞動保護研究所機電安全研究組任技術員。這對當時的他來說,可謂一舉兩得,既可為實現理想找一條出路,又能解決他與妻子兩地分居的問題。
    這次調動,使他沒了后顧之憂;這次調動,使他有了鐘愛一生的事業。

試辦中國安全學科專業碩士學位研究生教育

    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1978年,又恢復研究生教育,中國高等教育重新煥發活力。但是,那時中國勞動保護人才奇缺,科研只能就事論事,嚴重缺乏“科學”二字。恢復研究生教育,使劉老從中得到重要啟示。按當時情況,哪個領域在國內科學研究上領先,哪個領域就可申請招收研究生。劉老想,勞保所是我國惟一的中央級勞動保護綜合性科研機構,也應該招收研究生。這個想法得到了所領導的支持,于是領導指示他在所里辦研究生教育。
    1979年,勞動所成功的招收了4名研究生,開了我國安全工程專業領域研究生教育的先河。為了辦好研究生教育,劉老主持編制了培養規劃,確定培養目標、制定教學計劃、并具體落實師資等,同時還做了大量的基礎理論研究和事務性工作。經過一系列努力,1981年,北京市勞動保護科學研究所成為了我國“安全技術與工程學”專業首批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并正式實施該學科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計劃,為日后中國安全專業研究生教育寫下了重重一筆。
    創建安全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成功實踐,堅定了他為安全科學事業奮斗的信心。

學會加入中國科協的幕后故事

    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 1981年3月開始籌備,1983年9月17日成立。學會成立后,第二天,原國家勞動總局副局長、學會首任理事長章萍對劉老說:“你現在的任務,就是說服中國科協,讓我們加入中國科協,你怎么說我都不干涉,只要能加入……”
    關于加入中國科協,劉老講了一件事。一次,劉老代表勞動人事部參加教育部召開的《工科本科通用專業目錄》審定會。在爭取將“安全技術”專業名稱改為“安全工程”的過程中,劉老大膽的找了當時會議領導小組副組長錢學森先生,沒想到錢學森熱情地讓他到自己的房間交談了半個小時。通過談話,不僅找到了具體實現安全工程本科試辦專業目錄的途徑,同時因為向錢學森呈上了一篇題為《勞動保護科學及其學科、專業建設——科學學問題》的論文,此事使學會加入科協有了可能。
    事后,劉老對錢學森能否理會自己的論文沒抱什么希望。過了一個星期,錢學森寄來了親筆信,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提到了科學學的高度,就得實事求是,講學科本身的內在聯系,我們決不能搞部門所有制。
讀此,劉老茅塞頓開,便潛下心來認真琢磨這個問題。可就在這時,他的周圍響起了一片議論聲:
    “劉潛闖進錢學森房間送稿子,讓人家給否啦!”
    “劉潛這么做,讓錢學森對學會沒了好印象,學會進科協沒指望了。”
    “劉潛這人怎么啦!這不是惹禍嗎?”
    ……
    面對議論,劉老并不心慌。他堅信錢學森所指出的,恰恰就是加入科協必須解決的,帶方向性的問題。只要去努力創建學科理論,有了獨立的學科,學會就能加入中國科協。
    經過對科學哲學、系統科學和科學學的深入研究,劉老提出了安全科學的學科研究范圍,這為安全科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中國勞動保護科學技術學會,只有具備了獨立的學科理論,才能被中國科協接納。后來“安全科學技術”成為國家一級學科,大大提升了學會在中國科協地位。這樣,經過老一輩安全專家的共同努力 ,1985年3月20日,中國科協正式轉發了國家體改委的批文,同意學會為中國科協團體成員。

“安全科學技術”成為一級學科

    在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中,“安全科學技術”被列為一級學科(代碼620),劉老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了使安全科學成為一級學科,他在許多安全專家的支持下,論證了安全科學技術的基礎理論和學科體系,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從勞動保護到安全科學》、《一個發展中的交叉科學領域——安全科學》等論著,提出了安全科學技術學科體系標準框架。1993年1月19日,《中國勞動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安全科學的開創者——劉潛》的報道,這篇報道首次對安全科學學科理論體系作了肯定。
    安全科學成為國家一級學科,在學科分類中打破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界限,設置了 “環境、安全、管理”三個一級綜合學科。1995年,中國工程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的朱光亞先生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把環境、安全、管理列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作為綜合科學學科,這在世界科學學科分類史上產生突破,做出了貢獻。(用朱的原話)

庫克曼:這是中國安全科學

    1991年1月20日,由學會主辦,劉老任主編、徐德蜀任副主編的《中國安全科學學報》創刊。1993年11月,第二次世界安全科學大會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劉老帶團出席,并將《中國安全科學學報》送了一本給大會發起人、德國學者庫克曼。不料,庫克曼在主席臺上高舉著這本學報說:“這就是中國的安全科學。”當時,與會的劉老一行感到我國的安全科學得到國外同行的認可,心里無比的喜悅。
    還有兩件事情讓劉老感到高興,這兩件事情對我國的安全生產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中一件是劉老在有關部門的支持和有關人員共同努力下,終在1997年,使安全工程師在工程技術職稱系列中有了單獨的職稱位置,使廣大安全專業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職稱歸屬,結束了以往評職稱時東掛西靠的歷史。
    另一件事就是在《中國圖書資料分類法》(第三版)中,確立安全科學為一級類目“X”。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劉老和隋鵬程教授分別在分類與內容上,協助科技情報研究人員,研究勞動保護、安全科技圖書資料分類問題,并向我國圖書資料分類專家、學者做深入細致地宣傳和說服工作,使《勞動保護科學(安全科學)》在《中國圖書資料分類法》(第三版)中列為一級類目“X”。隨后,劉老又承擔了單列安全科學分類主題表的制定,表中有“安全某某”的詞140個,有“某某安全”的詞145個。這為計算機標引、檢索和電子排版安全生產信息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國的圖書分類,按照英文的26個字母排序分類,其空間之小,安全科學能從無到有,占據半個字母實為不易。
   
“我敬佩四個人”

    劉老非常敬佩孔子、蘇格拉底、釋加牟尼和耶酥,因為這4個哲人在2000多年前的思想,至今還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孔子,推崇“教育”,他的學說影響著人類的發展。釋加牟尼,劉老把他概括為“靜思”,有益于開發人類智慧。耶酥“行善”,他用他的血去清洗人類的所謂“原罪”。蘇格拉底倡導“科學”,他的學說由柏拉圖整理后形成。蘇格拉底為科學獻身的精神,使劉老十分敬仰。當初國王把蘇格拉底逮捕起來,說他用理論煽動青年人,想推翻國王的統治。國王把蘇格拉底逮捕起來之后,要他承認其理論是錯誤的,要他背叛自己的學說,假如背叛,就無罪;否則,就是死罪。最后,蘇格拉底以選擇死亡來堅持自己的學說。
    在安全科學的探索上,要有韌性和奉獻精神。劉老認為安全科學理論研究需要有人長期的去做,而不是短期的行為,因為搞學問是無法搞“短、平、快”的。
    劉老是一個很頑強又堅持原則的拓荒者。他認為一件事情的成功,要具備三個條件:智力、努力加機遇。對于他自己,他是這么看的:智力很一般,而努力卻不一般;韌性和善于尋找機會的敏感兼而有之,最難得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精神。他說,為了科學要不惜一切,就像蘇格拉底。他在中國安全科學領域堅守了40年,而且收獲頗豐,說明他的的確確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
    現在,劉老寄望于后學,最希望看到后學者真正把自己的學說繼承并發揚光大。他說他的理論成果對于自己和家庭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目前,他身邊有了一些年輕的追隨者,劉老對他們期望很高,也正在傾心的傳、幫、帶。一門科學的學科發展,靠的是學術梯隊,劉老在這點上很有信心。

“我的父親劉力子”

    “有時,我也在想,我這么干下去,對我個人有什么好。”劉老談到他的現狀,自言自語道。“為什么?因為我時常為了學術問題,與一些學人產生分歧,但從我的角度來看,再大的分歧,哪怕是針鋒相對,也僅僅是學術爭論而已。在上世紀80年代,江濤(我國安全工作的著名領導人)同我在學術上的對立與親密的私人關系并存,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也知道,有的思想理論成果,被人們接受,難免滯后,50年也不為長。”
    “那你覺得你這樣堅持40多年搞安全科學研究值得嗎?”
    “值!太值得了。”
    “為什么?”
    劉老說,在這點上,我和我的合作者以及支持者是幸運的,因為安全科學的學科理論框架已經被國家采納。說40年搞安全理論研究值,是我的人生觀所決定的。我的人生觀受家庭的傳統、特別是受家父的影響最大。他一生淡泊名利;李戴為家父書寫的“一生常恥為身謀,恬澹無私心自清”,就是他老人家的寫照。我也以此自律。形成我的人生觀的另一情結是報恩。報誰的恩呢?是老鄉護我于日寇的刀口之下,我活下來了;是老鄉給了我這條命,我就要以對民眾有益的安全科學的執著追求,來報答老百姓的深恩。因此,我改吳祖光詩句以寄情懷:“易消未酬怨,難報百姓恩”(吳祖光原句:“易消未酬怨,難報美人恩”。當年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其妻新鳳霞也沒有提出與其離婚,美人即指新鳳霞)。
    劉老的父親劉力子, 1938年參加革命,1941年入黨。劉老以父親為道德偶像。劉老說,家父對我們兄妹特別的嚴格,1947年我們到東北,我那時14歲。組織上分配我做石峴造紙廠廠長辦公室的勤務員和武器庫的保管員(那時我父親在《東北日報》工作)。白天無事時,我可以去附近小學聽課。學校鋪的是木地板,不準穿鞋進屋,又不生爐子,非常冷。我穿著組織上發給的大衣去聽課,結果被父親發現追了回來,父親說:“人家棉衣穿不上,你穿著大衣去上學?把大衣交回倉庫。”這種額外的要求,使劉老養成了服從的習慣。
劉老說,父親最大的內疚,是當初為了節約供給,沒有讓1947年到東北后的母親繼續工作。后來他老人家拼命攢錢,就是怕萬一他自己先于老伴走了,好給老伴留點錢。最后老人家還是走在了我母親前面,可沒留下幾個錢(劉母現在作為干部遺孀,按政策每月由政府發310元生活費)。

“我家里人沒搞安全的”

    劉老一兒一女,都已經成家,并有了孫女和外孫子。兒子在北京,用他的話說,還沒有一個穩定的職業;女兒在國外。
    劉老說,我這一輩子有愧于我的家庭,我培養了很多人,至今仍在培養后學。可我的兒女我沒有好好培養啊。為什么不讓兒女也從事安全工作?不是不讓啊!因為他們都沒有上高中,從事不了安全這一行。
    “當初為什么不讓他們上大學?”
    “當初我顧不了他們,因為那時我要搞科研,同時還要照顧岳父、岳母。我岳父劉咸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成半身不遂。岳父、岳母最后都在我家辭世。所以,那時對孩子真的顧不過來,我要搞我的研究,我還得幫妻子照顧老人。1974年,我在北京勞保所機電組當副組長,忙得來連兒子丟了都沒時間找,幸虧派出所的民警盡力,才找回來。現在想起來,工作再忙,在時間上按規定每天也不過忙八小時而已,但為什么又忙得來連照顧孩子也沒時間呢?因為我做的很多事都是自個找的。”
    直到現在,劉老還說還有好多事情要辦,但已有力不從心之慮。他不只一次動情地說:“我一輩子也報答不完百姓的恩情,因為是老百姓把我的命保下來的。我很想讓我的兒女接過我的班,用科學技術,為廣大勞動者的安全健康服務啊。然而,科學是馬虎不得的,他們勝任不了啊!”說這話時老人有些激動,手微微顫抖。記者趕緊給老人倒了一杯熱茶,茶香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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