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事故的記者經歷都大同小異，無非是時間緊、阻力多、現場亂、路途遠……

2004年4月30日早7點15分，山西臨汾隰縣梁家河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36人，傷13人。在做好一切準備后，汪成健、朱巍和我乘坐當晚23點55分的飛機飛太原。5月1日凌晨1點，我們換上了前往梁家河的汽車，顛簸了7個鐘頭后，終于到達事故現場。在風雨中穿著棉大衣拍攝、采訪、出現場，然后再前往車程3個半小時之外的地方傳片子。此后幾天也都是這么過來的。為了拍到最真實的場景，汪成健扛著機器拍了數百分鐘的素材，為了回傳片子朱巍兩下臨汾。既然當了記者，吃不上飯、睡不好覺都挺正常，所以這些都不是我想說的。

我想說的是，當我面對漆黑幽深的井口，面對只剩下眼睛和牙齒不是黑色的礦工時，當我面對死者家屬的眼淚，面對渾身污漬的孩子，面對一種不同于我們慣常熟知的生活狀態時，在我的胸口里涌動著一種感觸和一股想要表達的欲望――它們中的一部分后來變成了新聞。

在暗無天日的地底和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你能想象這幾乎就是生命全部的生活空間嗎？沒有合格的通風設置，沒有合格的瓦斯檢測員，沒有自救器，沒有保險，礦工們就在四伏的危機里討生活。事故發生后第一批下井救援的是他們自己的工友，當這些救援者抬出傷者或是死者尸體的時候，他們是該慶幸上天對自己的厚愛還是感覺到唇亡齒寒呢？我沒有問這個問題，他們也無法回答。

一個在我們鏡頭里還抱著孩子痛哭的死者家屬，中午便在自家小屋的炕邊平靜地吃著饅頭。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泰然處之。那我們要做的是什么呢？僅僅記錄事件本身，救援、善后、事故原因和責任？不，我覺得不夠，新聞不應該只停留在事件的初始狀態，應該展示這種狀態、這種人生所深深觸動我們的東西，這才有可能觸動觀眾。兩條記者調查（事故煤礦存在安全隱患、強制保險形同虛設）就是在這樣的情緒推動下做出來的。雖然它們還不成熟，還有許多可改進之處，但我覺得它們是我此行的最大收獲。

我知道我們用新聞講出來的故事或許并不能在人們心中留下什么痕跡，但是，當我舉著話筒在人群之間來回穿行，似乎肩負著某種責任和使命，這種莫名的神圣與感動驅使著我繼續向前。

（作者：中央電視臺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