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5日，地處四川省南川縣境內的涪陵地區半溪煤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瓦斯突出量約21萬立方米，煤炭突出量約2000余噸；15名礦工蒙難，6人負傷。這在當時，是涪陵采煤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大事故；且在全國范圍內，也是一年之首屈指可數的特大傷亡事故。事故發生后，四川省政府非常重視，責成涪陵地區行政公署立即組成調查組，省政府有關部門、省總工會和檢察機關也派員參與調查。2月7日，調查組進駐煤礦，幾經周折，撩開迷幔，弄清了事故原因。調查組認為，這是一起責任事故；并區別情節，提出對有關責任人的處理意見。調查組的事故報告和處理意見及時呈交行署，按程序再由行署向省政府報告。可是，事隔3月有余，到筆者受命啟程前往半溪煤礦實地調查之時（1993年5月下旬），省里仍然沒有收到涪陵地區行署的事故報告。

 

多方調查

當時，筆者供職于一家安全專業報社。4月下旬至5月上旬，編輯部連續收到若干封反映情況的來信。這些來信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事故主要責任人不僅逍遙法外，而且還在繼續指揮井下生產。此事引起了編輯部的重視，筆者有幸參與了處理這些讀者來信的工作。我們首先走訪了曾經參加調查的省政府有關人員，并于5月8日在省政府巧遇正在成都開會的涪陵地區參與事故調查的同志，從他們那里，我們得知礦工反映的情況基本符合事實。

在綜合了這些情況后，編輯部于5月17日編發了一封具有代表性的“讀者來信”，首次將半溪煤礦事故的前因公開披露。接著，四川省總工會的委托筆者所在報社，并派出《川工報》的兩名記者與我們一同前往南川，對事故作再一次的深入詳查，以輿論的力量促使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依法嚴肅處理此次影響很大的事故。

在去南川前，我們先到涪陵市，找地區經委和煤管局的同志了解情況，接著就驅車南川。來到礦區后，我們在礦方的“密切配合”下，走家竄戶，地面井下，遍訪了礦里的各層人士及死難者家屬，還請教了礦山安全專家，了解和熟悉煤炭生產常識。經過一周的艱苦努力，真相終于弄明白了，是與非亦更加清楚了。

 

怎樣寫

歸途中，我們想得最多的是怎樣寫，是干巴巴地以生硬的術語來剖析事故，以抽象的數字來描述事故，以公文的形式枯燥地報告事故的前前后后；還是一反常規，把調查報告寫得可讀性強些，使讀者通過再現了的事故經過，在幾乎是直接的感受中去分析原因，判斷是非？我們選擇了后者。

我們將事故經過從各種紛繁復雜的糾纏中抽取出來，特別是將其從與企業改革的聯系中剝離出來，還原事故的來龍去脈。其主要目的是想跳出礦難本身，寫出一篇人們讀了之后能受到啟迪，并從中吸取教訓，搞好自身及所在單位的安全生產工作的文章。

寫作角度確定以后，材料的篩選就有了尺度，取舍就有了框框。我們從眾多的材料中選取了最能反映事故本質的部分，然后再將這些材料放回到產生它的場景中去，于是我們就以如下的方式，開始了《巖層深處的訴說》。

 

再現場景

全文只有掘進工作面、井口調度室、掘進隊辦公室三個場景，這三個場景在五個片斷里交替出現，場景的出現就是敘述的展開。但是，我們并不用筆墨去描寫現場的景象，僅只點出現場的名稱，因這名稱的特定含義就能使人聯想到它的大致狀貌。

下面就是我們所寫的三個場景的原文

——掘進工作面

1993年2月3日零點10分，值班調度員古桑到掘進隊質檢員康志的電話報告：“井下東大巷迎頭（掘進工作面，下同。筆者注）左下角見了煤。”當過礦工、采煤隊長、調度主任、副礦長的古調度心里明白，這意味著東大巷離揭穿石門已為期不遠，“潘多拉匣子”就要打開了，禍福就在一念之間。他立即撥通了副礦長錢志勇家的電話，沒人接，緊接著又給礦長助理張茂生打電話，張助理果斷回答：“馬上停下來，待明天上午有關部門去觀察后再定。”

2月3日早班未作業。

中班，張茂生助理帶著安監科科長江倫、生產科副科長文杰、調度室主任武彬、副主任冉子松、地測人員向鋒、掘進隊隊長衛海、通風科科長代明、技術員江立等同志來到東大巷掘進工作面察看，證實工作面左下幫確有一條幾公分長的煤線，煤線變質程度很低,工作面未見有明顯的鋁土層，而通常情況下煤層底板有一層厚約3至5米的鋁土巖。再者，此工作面離地質探測資料所表明的煤層還有150米到200米的距離。經觀察分析，大家一致認為，這不是接近正常煤層的象征，而是局部地質變化造成的，判斷形成以后，結論也隨之產生。經大家短時研究，做出決定：“邊掘進邊觀察，發現異常情況及時報告。”

2月3日的中、夜兩班，掘進隊小心翼翼地向巖層深處推進了2.4米。

——井口調度室

2月4日凌晨兩點鐘，電話鈴聲急促地吼了起來。值班調度古桑急忙抓起話筒，話筒里傳來巖層深處的報告。那是瓦檢員常段的聲音：“東大巷迎頭左上角已穿了0.8到1米見方的煤面，請示領導，怎么辦？”古調度立即打電話請示煤炭生產系統承包人副礦長錢志勇。錢志勇指示說：“左邊見煤，在右邊打幾個眼，再放幾炮，但人員必須撤到花道外面。”或許憶起了該礦十幾次煤與瓦斯突出的歷史，或許是去年8月3日“雙突”死難的亡靈提醒了他。錢志勇在作了上述指示后自覺心中無底，茫然中略呈清醒，便又電話吩咐古桑：“你再問問張助理怎么辦。”

晨6時，古桑電話請示張助理。貴州工學院采礦系畢業，且有15年工作經歷的張茂生此時意識到：石門是不是就要揭穿，半溪煤礦雖然未戴“雙突”礦井帽子，卻有著“雙突”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部制定的《煤礦安全規程》第166條說：“礦井在采掘過程中，只要發生過一次煤與瓦斯突出，該礦即定為突出礦井……”而半溪煤礦已有16次突出……這些，張茂生已來不及細想。他立即在電話上命令古桑：“馬上停下來。天亮后有關部門看了再作決定。”

古桑接到張茂生的指令后立即向東大巷打電話。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電話無人接。古桑知道話機離工作面有一定距離，工作面噪聲又大，萬一在打電話的這段時間……他斷然命令空壓機房停送壓風。壓風機停了，掘進作業因無壓風被迫中止，所有人員撤出了工作面。

——掘進工作面

東大巷掘進作業停下來了。礦井的寧靜與長夜的黑暗共存。1993年2月4日晨7時30分，礦長助理張茂生早早地來到工作面察看，見掘進隊質檢員楊明慎在收進尺，便問，已通知停止作業，該工作面為什么無瓦檢員。接著又在工作面左上部看見確有一米見方的煤炭。張茂生出井后直奔調度室和調度主任武彬、安監科長江倫研究決定：先停下來，打上柵欄。并責成江科長查處東大巷工作面早班無瓦檢員之事。

張茂生覺得此事非同尋常，必須立即向礦黨委書記兼礦長的鄒理匯報。10點鐘，張茂生前找到正在開礦黨委會的鄒理，時值鄒理在講話，張茂生不便打擾，就靠近副礦長錢志勇坐下。張茂生小聲地向錢志勇匯報了東大巷掘進工作面見煤的情況和他們研究的處理決定后，還來不及傾吐自己心頭的隱憂，錢志勇發話了：“媽的個×，有啥子問題喲，已經穿煤了，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張茂生在錢志勇面前似乎有點“貓鼠”反應，他被頂懵了，懵得記忘了自己有抵制瞎指揮的責任和權利，懵得忘了向鄒理匯報一下。

——掘進隊辦公室

1993年2月4日下午5點到6點鐘，15名掘進工人的命運在這里被一個短小的會議決定了。參與決策的人有錢志勇、張茂生，還有掘隊的周洪德、黃仕強兩名副隊長。先由張茂生作情況介紹：東大巷掘進工作面有斗笠那么大一塊煤炭，看來由于地質變化提前見煤了，工作面的瓦斯從調度室瓦檢表上看不高，只有零點幾，東大巷去年曾有幾次突出，煤量最大的100多噸……錢志勇接過話頭說：“媽的個數×，有啥子問題喲，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就是突出，量也不是很大，打就是了，放炮電線盡量拉遠一點，遠距離放炮。”這時，掘進隊技術員兼副隊長黃仕強接過話頭說：“許礦長，要掘也要先打幾個眼探一下。”錢志勇說：“還是探一下嘛。”黃仕強面有難色地說：“風鉆鉆桿只有1.8米長，不行。”錢志勇一錘定音：“就用風鉆漏幾個眼子。”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的情況下，錢志勇宣布了繼續掘進的3條措施：一、在見煤的地方打3至5個眼子，若有噴孔現象或瓦斯超限，停止掘進。二、遠距離放炮，放炮地點定在28KW局扇外（28KW局扇距掘進工作面640米）。三、東大巷工作人員全部撤到28KW局扇以外20米處。

以上三條措施的落實責任攤到了掘進隊的頭上。

——井口調度室

又是古桑值班。

2月4日晚8點，古桑在與上一班交接時，沒有掘進隊如何掘進，應采取什么措施的內容。而此時，當班的掘進隊隊員個個整裝待發，準備下井。見此情景，古桑好生納悶，便不解地發問：“前晚（實為2月3日零點過）見煤，昨晚去做，今晚又去做，我沒有接到有關指示，是誰叫你們去做的？”與古調度對坐的放炮員白朝兵說：“隊長安排的。”“是哪個隊長安排的？”古問，白答：“周洪德。”

古調度立即電話通知掘進隊副隊長周洪德來調度室說明情況。周洪德說：“這是今天下午許礦長、張助理、楊主任在掘進隊辦公室定的。”古調度無不憂慮地說：“穿了那么大塊煤，怎么做嘛？”周說：“說了的，怎么打眼，怎么放炮都說了，并對人員怎么撤離都作了安排。”

古調度畢竟是古調度，約摸晚上9點左右，他仍覺得心里沒準，便撥通了許副礦長家的電話，不料家屬說許不在。于是，又趕忙給張茂生助理撥電話，電話里清楚地傳來張助理的聲音：“今天下午和許礦長等在掘進隊研究了，可以掘進，具體措施由隊上落實。”古調度還有什么可說的呢，只好忐忑不安地放下電話，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加快了他的心跳，他遲疑地，猶豫地放掘進隊員下井，并一反常態地一邊反復叮嚀：要按他們講的三條措施做，不能麻痹；一邊依依目送隊員們向巖層深處走去。

在這3個處于不同時刻的場景里，我們盡可能的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和事故分析資料再現事發前的情景，這樣就使讀者在閱讀時有現場感、形象感，似乎親眼見到了當時的情景一樣。

 

巧用對話和內心獨白

除去開頭的引言和最后的議論部分而外，在每一個場景里，我們都恰當地使用了主要當事人的對話。在對話里，我們似乎能看到張助理的謹小慎微；古調度的責任感與憂慮；許副礦長的自以為是和剛愎自用。

例如，當值班調度員古桑接到“井下東大巷迎頭左下角見了煤”的電話報告后，在給副礦長錢志勇打電話沒人接的情況下，給礦長助理張茂生打電話，張助理果斷回答：“馬上停下來，待明天上午有關部門去觀察后再定。”事發前一天的凌晨6時，古桑針對東大巷工作面左上角已穿了0.8到1米見方的煤面，電話打到張助理那里，張助理的心就急了：石門是不是就要揭穿，半溪煤礦雖然未戴“雙突”帽子，卻有著“雙突”歷史，因為半溪煤礦已有16次突出……于是，張助理立即電令古桑：“馬上停下來。天亮后有關部門看了再作決定。”

又如，2月4日晚8點，古桑在與上一班交接時，沒有掘進隊如何掘進，應采取什么措施的內容。而當時掘進隊隊員卻個個整裝待發，準備下井作業。對此，古桑好生納悶，便不解地發問：“前晚見煤，昨晚去做，今晚又去做，我沒有接到有關指示，是誰叫你們去做的？”與古調度對坐的放炮員白朝兵說：“隊長安排的。”“是哪個隊長安排的？”古問，白答：“周洪德。”古調度立即電話通知掘進隊副隊長周洪德來調度室說明情況。周洪德說：“這是今天下午許礦長、張助理、楊主任在掘進隊辦公室定的。”古調度無不憂慮地說：“穿了那么大塊煤，怎么做嘛？”

還有一個細節也能襯托古桑的責任感與憂慮：2月5日2∶30分，當豎井升起一柱煙塵，調度室的電話驚喳喳吼起來時，這位和煤打了28年交道的調度員心頭一驚，因為他知道井下發生了什么。我們把他在回憶中說他當時想到的兩個字用在了引言里：“拐了！”這兩個字生動地表現了古調度對事故的預感、擔憂和無奈。

錢副礦長與部屬們的對話更有特色，如張茂生在向錢志勇匯報見煤的情況時，錢說：“媽的個×，有啥子問題喲，已經穿煤了，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此前，他與古調度的對話口氣也是這樣。1993年2月4日下午5點到6點，在決定15名礦工命運的會上，許還是這樣說：“媽的個數×，有啥子問題喲，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就是突出，量也不是很大，打就是了，放炮電線盡量拉遠一點，遠距離放炮。”

這些對話和內心獨白的使用，能使讀者在讀完全文后對事故中有關人員的是非功與過有一個大致的評說。

 

刻劃人物

我們著重寫了3個人物，一個是古調度，一個是張助理，還有一個就是許副礦長。先看看古調度：這是一位和煤打了28年交道的調度員，2月4日早晨6點，古桑接到張助理停止作業的指令后，在打電話無人接的情況下，考慮到萬一在打電話的這段時間出事……便斷然命令空壓機房停送壓風，迫使所有人員撤出了工作面。2月4日晚，古桑在井口調度室對掘進隊員整裝待發的疑惑和三番五次打電話找人問明情況的焦急情態；以及不得已而放掘進隊員下井時的反復叮囑等等。通過這些情節的再現，將一個責任心極強、敢于承擔責任、熟悉煤炭生產、有安全意識的稱職的調度員形象，活生生地放在讀者面前。對這個人物客觀真實的描寫，旨在證明這個事故的人為性和可避免性（調查組也認為這是可避免的事故），還可證明即使是在沒有防突專家在礦上的情況下，把這一事故消滅在萌芽狀態，該礦本身就有這方面的能人（調查組認為該礦用人不當）。

匯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后，我們發現張茂生和錢志勇兩個人物可以對比著來寫。我們抓住兩個重要情節，不加評說地用白描手法將其記錄下來，一是從2月3日零點10分現煤到2月5日2點30分發生突出的這50個小時內，張助理到井下現場察看兩次，許副礦一次都沒去；二是從3日零點以后到4日21點左右，古調度3次分別在有新危情的夜間給許和王家里打電話報告情況，請求指示，第一次許不在王在，第二次許在王在，第三次許不在王在。這兩個情節的還原，使讀者能夠看到兩個工作態度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大難當前迥異的所作所為，讓人物自然的有了各自的人格歸屬。

 

措施缺陷分析

通過上述三個場景五個片斷的再現，事故的原因和責任已不言自明，但我們所進行的畢竟是一次尚未結案的特大事故的調查，既然是調查，總得有調查者的意見。因此，我們特意增加了一個沒有場景的第六部分，這部分簡明扼要，提綱挈領地分析了錢志勇的“三條措施”的無用性。我們這樣寫道：

“三條措施的落實情況怎樣呢？三條措施就是落實了又能怎樣呢？

“首先，用風鉆打眼達不到打探眼所要求的深度，深度不夠未必出現噴孔和瓦斯超限，未出現噴孔和瓦斯超限未必能說明放炮時煤與瓦斯不突出。當然，在放炮前是否有噴孔和瓦斯是否超限已不得而知，因為瓦檢員和質檢員自2月4日下井后就永遠地不能說話了。或許出現過，他們沒有報告，這種嚴重的違章蠻干，死而不冤，或許他們壓根兒就是糊里糊涂倒下的。

“再看放炮地點，放炮地點顯然不在28KW局扇外，28KW局扇離工作面（事故點）640米，而放炮員白朝兵死在離工作面350米的地方，據說是引爆電線長度不夠之故。其實，即使是拉到28KW局扇外，白朝兵也難逃厄運，因為遇難者之一的肖德輝窒息死亡在離工作面約1700米的主井附近。據此實證，人員全部撤到28KW局扇外的第三條措施也毫無意義。事故發生后，除了放炮員白朝兵的尸體是在工作面到28KW局扇的中間找到的外，其余14人均遇難在局扇和主井之間的巷道內。即離事故點640米到1700米的區間內。另外，回風巷道貫通尚差70米，未形成獨立的回風系統；沒有做反向風門。顯然，三條措施等于毫無措施，15名礦工的命運是在2月4日下午掘進隊辦公室會議上決定的。”

 

問題的反思與觀點的提出

有了場景的再現和措施缺陷的分析作輔墊，我們在結尾部分進行了大段議論，并表明“安全高于一切”的觀點。我們這樣寫到：

“恕我們沒有去講述事故搶救的場面和善后工作中數不勝數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縱使它能譜寫成一首壯歌，我們也不愿去吟唱，更不愿去重唱。我們不能夠在一個并非自然災害的事件中去尋找沖淡事件本身的危害性的所謂好人好事來應付讀者，我們只能在這次事故中，借助15個亡靈的英魂，從巖層深處，穿過重重疊障，舉起一面大旗：安全高于一切。半溪煤礦“2·5”特大傷亡事故幾乎使半溪煤礦淹沒在人言匯成的煙波之中，一時滿城風雨，哀聲、怨聲、罵聲不絕于耳；當人們把感情的閘閥關閉后，回過頭來作理智的思考時，人們驚奇地發問，我們是不是變得比以前聰明了許多呢？

“是的，我們本應在2月4日下午那個草率的會議上，按《煤礦安全規程》第185條的有關規定，請總工程師和安監部門負責人參與決策；我們本應按《煤礦安全規程》第166條規定將該當做“雙突”礦井來管理；我們本應按《煤礦安全規程》第184條規定在沒有符合施工要求的探鉆時，拒絕冒險掘進；我們本應尊重科學……

“其實，從見煤到事故發生，圍繞著掘進與否，分歧很大，分歧中不乏真知灼見。從前面的述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關人員，包括決策人員的心中都犯著狐疑：許副礦長不是也要古調度問問張助理怎么辦嗎？張助理不是也有兩條正確的指令嗎？黃副隊長不是也提醒許副礦長，說風鉆不行嗎？等等，等等。這一切，也許是鬼使神差，許副礦長居然在沒有總工程師和安監科長參加的會議上貿然做出事關存亡的決定，而這決定又暢行無阻地得以貫徹；雖然古調度在不明真相以前亮了紅燈，但得知是許副礦長等人的決定后，又開了綠燈。難道這是天意嗎？

“當然，也有人說，這次事故固然不幸，但比起發生爆炸來，那又是不幸中之大幸。的確，在煤與瓦斯突出的那一瞬間，巷道里，那怕是井口有星點火種，后果將不堪設想，因為兩翼正在作業的100多名礦工將連同整個礦井化為烏有。”

寫到這里，我們筆鋒一轉，“然而，我們沒有理由因不幸中之大幸聊以自慰，更沒有理由不把事故中暴露的種種主觀因素作為深刻的教訓加以記取；我們只有以科學的態度來正確處理生產過程中出現的不安全因素，安全生產的客觀需要是排斥和否定權力的，其科學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我們：權力不能成為違章蠻干的盾牌。”這樣寫，既闡明了寫作的目的，又總結了全文，使整篇文章所涉及的人與事真實公正、褒貶分明、寓理于事、無懈可擊。

 

有益的嘗試

把嚴肅的事故調查報告寫得具有一定的可讀性，這是我們的初步嘗試。《訴說》見報后，編輯部聽到不少反映，我們也征求了四川省煤管局等有關部門的意見，對此文頗有好評，更重要的是，報道促進了事故的處理，使有關責任人受到應有的懲罰。作為安全專業媒體的記者，有機會獨立承擔事故的調查工作，在完成調查任務的前提下，又給非專業讀者奉獻了讀之能懂的新聞作品，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注：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