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國務院令第375號，以下簡稱《條例》）取代了原勞動部于1996年發布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勞部發[1996]266號，以下簡稱《辦法》），并在該《辦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然而，筆者在認真研讀《條例》后卻發現，《條例》的個別內容仍有持進一步解釋和明確。本文僅就工傷認定案件中“工作場所”的有關規定發表自己的看法。

　　《條例》第14條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工傷：（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二）工傷時間前后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儲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的；（三）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但是《條例》對“工作場所”的內涵和外延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導致在工傷確認和司法審判中，法院的行政審判人員、勞動保障部門的工作人員、企業的負責人及受傷的勞動者對“工作場所”和“工作區域”的理解千差萬別，爭議很大。

　　對“工作場所”的理解涉及行政合理性原則，也就是有關部門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權，根據立法的本意更恰當地適用法律。在《條例》中，“工作場所”是一個內涵和外延均不確定的彈性用詞，這必然會導致條文內容的不確定。

　　筆者認為，判斷“工作場所”的范圍必須把握五個層次：

　　第一，工作場所是勞動者從事勞動的特定處所，與勞動者存在直接聯系的區域，如鋼鐵廠鑄造工人工作的鑄造車間；而冶煉車間就不屬于鑄造工人工作的直接處所。

　　第二，工作場所包括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勞動者工作而設置的相關設施和處所，如休息室、廁所、更衣室、飲水室、消毒間、除塵室、烘干室等。此類處所為勞動者工作的非作業區，但勞動者上班時飲水、上廁所、工間休息是勞動者為提高勞動效率，為企業創造更大利潤所必須的；特殊行業的勞動者進入工作場所時更換工作服或防護服，進行消毒、除塵或烘干則是勞動者進行勞動的前提條件。上述輔助用室也應該是工作場所的內涵所包括的。

　　第三，基于勞動者利益優先保護原則，為了實質上反映出工傷保險立法的價值和基本理念，工作場所的范圍應該延伸至與勞動者工作有關的不特定區域。該區域與勞動者存在間接聯系，該范圍甚至可以擴展到勞動者工作的整個廠區。勞動者在廠區內造成身體傷害，如果認定工傷，就可以得到及時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符合立法的宗旨和原則。適用此種解釋方式就涉及到所謂“串崗”問題，勞動者串崗工作過程受到的事故傷害能否認定為工傷？

　　“串崗”同時涉及到勞動者是否違反用人單位章程和勞動紀律的問題。在實踐中，用人單位經常以勞動者違反單位的勞動紀律進行抗辯，認為勞動者串崗的其他場所，違章作業，因此造成的傷害責任自負。筆者認為，勞動者違反安全章程造成的事故，即使自身存在過錯，用人單位也負有安全生產管理的責任，這說明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安全教育不夠，疏于對安全生產的管理，用人單位應承擔教育和監管力度不夠的責任。原《辦法》在第9條曾規定，蓄意違章不應認定為工傷，但《條例》刪去了該項規定，只在第16條規定，職工因犯罪、違反治安管理、醉酒、自殘或者自殺，不得認定為工傷。而且違章本身一般違章和蓄意違章之分，在工傷認定中難以正確適用，加之用人單位承擔無過錯責任，《條例》刪去該項規定符合有關法律的立法傾向和我國的現實情況。

　　第四，因為立法和司法解釋無法作出非常具體、明確的規定，對于個別情況應個別分析，而不能呆板地適用法律。工作場所應既包含勞動者在日常的固定工作區域和不確定的工作區域，又包含因生產特點、工作特殊需要或職責范圍而經常變動的工作區域。例如，門衛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工作的場所是不確定的，并不只限定于廠區內，在距離廠區的適當范圍內受到的傷害應認定為工傷。另外，《條例》第14條第六款規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應認定為工傷，該規定亦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工作場所范圍的延伸。只有對“工作場所”作如此寬泛的理解，才能真正保護職工的利益，使“工作場所”的外延因個案的多樣性而拓寬，既反映了一般規則，也涵蓋了特殊規則，體現了勞動者利益優先保護原則。

　　第五，基于適當保護用人單位利益原則，工作場所的內涵和外延也不能無限制擴大。工傷乃“因工而傷”，勞動者所受傷害的處所應該與勞動者的工作存在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系，領孩子到醫院看病，在去醫院途中受傷，該傷害不應認定為工傷。

　　總之，在確定“工作場所”范圍問題上，當出現勞動者傷亡地點的界限模糊、既可認定也可不認定在“工作場所”內的情形時，應遵循《勞動法》和《條例》等法律規范規定的優先保護勞動者、向勞動者傾斜的“勞動權本位”基本理念，做出工傷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