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概要：
據《成都商報》報告，2009年9月1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恩陽鎮發生一起三人溺水死亡事故，與其他普通傷亡事故不同的是，這三名死者是在參加電視劇拍攝的過程中溺水死亡的，死者全部為劇組招聘的群眾演員，其中兩名死者為恩陽鎮中學的學生，一名15歲，另一名17歲，第三名死者為22歲的山東籍群眾演員。事故發生當時，北京東方昆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戰地黃花》劇組在當地拍攝渡江場景，60余名演員（包括群眾演員）背著槍拍涉河戲，走在隊伍最后的幾名演員墜入河中，幾個會游泳的人爬上了岸，但前述三名群眾演員發生了不幸。
事故發生后，巴州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介入事件的調查，調查人員表示，這些學生是自愿報名去的，報酬為20元至40元一天。拍攝涉河這樣帶有危險性的戲份，首先應有應急預案，應在拍攝地組織隨時能參與救援的機動船，應有救生衣、救生圈，同時還要了解這些未成年的學生是否會游泳，但是該劇組當時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不力之處，對事故的發生負有直接的責任。
事發后，三名死者的家屬與劇組律師進行了談判，2009年9月7日，雙方達成了一致意見，由劇組一次性賠償3名死者每人喪葬費、精神撫慰金、車旅費等32.5萬元。據悉，這次事故都是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來處理的，標準統一。
另據消息稱，該劇組在四川巴中市拍攝期間，類似的事故已經不止發生一起，在此次事故之前，該劇組運送煙火炸藥的車輛途中翻車，導致兩名人員受傷，一名重傷，至今仍住在醫院。
雖然此次死亡事故已經得以解決，但是社會關于群眾演員的權益保障問題的爭論，并沒有隨著事件的解決而平息，一直以來，關于群眾演員受傷的報道雖未必屢見報端，但此類事故的發生是個不爭的事實。
從勞動保障的角度考察，此類事故給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群眾演員在從事影視拍攝過程中傷亡的，是否屬于工傷？能否享受工傷待遇？如果不屬于工傷，又該如何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黃律師點評：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影視事業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跨越式發展，我國每年拍攝的影視劇數量龐大。影視業的發展，帶動了一個群體的興起，這就是群眾演員群體。在現實之中，群眾演員都是單個的個體，很少有固定隸屬于某個影視公司的職業群眾演員，影視公司也不可能專門培養一批群眾演員。群眾演員與劇組之間的關系是松散的，都是由劇組根據劇情發展的需要臨時招募。有媒體將群眾演員與劇組之間的關系形容為“露水夫妻”，朝合夕散。那么在這種松散的合作關系下，群眾演員在從事影視拍攝過程中受到事故傷害造成傷亡的，能否按照工傷處理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筆者認為，工傷屬于整個勞動法體系中的一個分支，而勞動法體系的基礎是勞動關系，根據現行的法律規定，勞動關系必然涉及兩個主體，即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除具備主體資格以外，要建立勞動關系，還要看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管理與被管理、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
從主體資格角度考察來看，對于用人單位而言，只有依法登記成立，具備合法用工資格的組織才能成為勞動法上認可的用人單位。對于劇組而言，劇組是為了拍攝某一影視作品而成立的，由制片人、導演、演員、劇務等人員組成的臨時性團隊，無需登記注冊，并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劇組雖然本身不具備主體資格，但其隸屬于影視公司，對外雖稱某某劇組，但是代表影視公司從事活動，在這一層面上而言，群眾演員與劇組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群眾演員與影視公司之間的關系。影視公司作為依法登記注冊的法人實體，具備用工主體資格，是合法的用人單位。對于勞動者而言，我國法律規定的勞動者是16周歲以上60周歲以下的公民，不滿16周歲的為童工，60周歲以上的為退休人員，在我國勞動法上均不屬于勞動者。因此，從主體資格分析，本案中的兩名死者及影視公司均符合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條件，能夠成立勞動關系。
如前所述，具備了主體資格并不代表雙方構成勞動關系，因為勞動關系是一種具備雙重屬性的特殊關系，所謂雙重屬性即人身依附性和財產依附性，其中人身依附性是最本質的屬性。人身依附性從對等關系角度考察，就是前述的三種對立統一關系，即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支配與被支配關系、控制與被控制關系。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也是以這三種關系為出發點考察勞動關系是否成立的，確定勞動關系要考察勞動者是否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是否需要遵守用人單位的各項規章制度。
從管理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要以是否需要遵守劇組的日常行政管理制度為標準，來確定群眾演員與劇組（影視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一般情況下，群眾演員雖然也要服從劇組的管理，但這種管理是因拍攝需要而必然產生的義務行為，如著裝、走位等，它不同于日常的行政事務管理，雙方之間形成的是松散的合作關系，并不具備人身依附性中所要求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的本質特征。因此，如果群眾演員與劇組之間僅僅是業務層面上的管理與被管理，并不符合勞動關系的特征，宜確認為普通的民事法律關系，即雇傭關系。如果群眾演員需要遵守劇組或者影視公司的規章制度，服從日常行政管理，那么這就具備了勞動關系的要素，應當確認為勞動關系。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假設群眾演員統一受某依法登記成立的組織的管理和控制，由該組織向影視公司（劇組）輸出群眾演員，那么群眾演員與該組織之間就可以形成勞動關系，在此情況下，群眾演員在從事影視拍攝過程中發生傷害事故造成傷亡的，就應當屬于工傷，可以獲得工傷保險制度的保障。
對于群眾演員的權利保障而言，即便是沒有勞動關系的松散合作，群眾演員和劇組之間也是雇員與雇主的關系。作為雇主，劇組對群眾演員承擔的是雇主責任，負有提供保障雇員人身財產安全的義務。根據法律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受到傷害的，雇主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除非雇主能舉證證明雇員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才能免除或減輕相應的賠償責任。而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對于賠償標準等問題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是處理民事侵權責任的重要法律依據。本案中三名死者的賠償，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處理的。
從保障群眾演員合法權益及規避風險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尚未將群眾演員這一自由職業群體統一納入社會保險保障范圍之前，作為影視公司，可以為群眾演員購買商業保險(如人身意外傷害險等)，既可為群眾演員提供保障，也可以減輕自身的用工風險。
在我國現行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中，社會保險的參保主體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即以勞動關系存續為前提。群眾演員與劇組之間如果不存在勞動關系，就喪失了參加社會保險的前提條件，影視公司沒有為群眾演員交納社會保險的義務。
我國目前的保險關系法律架構，沒有將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納入統一規范，只有少數地區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將此類人員納入社會保險保障的一定范圍。比如在北京，勞動者個人也可以依法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但是參加其他保險還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我國，靈活就業人員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部分群體由于制度性障礙不能納入到社會保險保障范圍之內，不利于對他們權益的保障。從立法上擴大社會保險的保障范圍，將靈活就業人員統一納入到參保主體范圍內，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對于保障廣大勞動者特別是沒有勞動關系的靈活就業人員這類勞動群體的勞動權益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筆者希望，通過本起事件，能夠進一步推動我國社會保障立法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更加全面地保障各類社會從業人員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