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某患先天性心臟病，2004年7月15日病發住院，出院時被囑咐繼續服藥并到上級醫院進一步接受治療。謝某出于生計，10月19日進入某電器公司工作。25日上午10時，謝某上班時身體不適，去醫院就診，在治療過程中突然神志不清，經搶救無效于當天12時死亡。謝某的父母料理完兒子的喪事，向社會保障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要求認定謝某的死亡屬工傷。社會保障局受理申請后，認為謝某之死系先天性心臟病發作所致，并無工作上的原因，不屬工傷。謝某的父母不服，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市政府復議后維持了社會保障局的認定。謝某的父母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認為其子謝某的死亡符合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下稱《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的“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為工傷”的情形，應被認定為工傷。

　　本案審理中，爭議焦點集中在對《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的理解適用上，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對《條例》中的“突發疾病”應作狹義理解，即發病前勞動者本人不知自己患有疾病，貌似健康，發病前未進行過任何針對性治療，意外地突然發生疾病。《條例》所稱的工傷，是指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情況。謝某的死亡完全是由其患有先天性疾病，與工作無因果關系，不能認定為工傷。另一種觀點認為，對“突發疾病”應作廣義理解，除包括狹義的理解外，還應當包括勞動者患有先天性疾病、間歇性疾病、慢性疾病、癌癥或其他已彰顯癥狀且職工本人也已知曉的疾病，甚至已進行相關治療，疾病突然發作的情形。謝某應被視同為工傷。

　　當某一法條出現多種理解時，法官就面臨著如何解釋法律的問題。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說，法律在本質上是一個闡釋性的概念，法官適用法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解釋法律的過程。法律解釋有文義、體系、目的等多種方法。一般而言，法律解釋應先從文義解釋入手，出現多種解釋時，再從其他解釋方法入手。

　　按《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疾病”是指生理或心理上發生的不正常的狀態；“突發”是指意外地突然發生。醫學所指“疾病”包括生理或心理疾病，但因心理疾病發作較緩慢，一般不會在短期內危及生命，故《條例》中的“疾病”應僅指生理上的疾病。本案對“突發疾病”有廣義、狹義的理解分歧。從立法目的看，工傷保險是對勞動者在工作或其他職業活動中因意外事故或職業病造成的傷害給予補償的社會保障制度，認定工傷的前提是“因工”。而現實的是，雖然我國勞動法實施多年，但隨意延長勞動時間、加重勞動強度的情況仍實際存在，勞動者因過度勞累而“過勞死”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的出發點就是督促用人單位為職工購買工傷保險，告誡廠方體恤民力，保護勞動者的安全和健康，不得隨意加班加點，防止勞動者因過度勞累而誘發身體潛藏疾病的急速惡化。鑒于勞動強度是個非常復雜的技術性問題，難以定量分析，另外勞動者的突然死亡還和精神緊張程度、工廠安全衛生狀況等多種因素有關，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適當向處于弱勢的勞動者一方傾斜，不再把“工作原因”作為認定工傷的前提。因此，對“突發疾病”應進行廣義解釋。

　　也許有人會說，先天性疾病、癌癥等在無工作勞累的情況下也會發作；如果用工單位實行8小時工作制，但職工不顧死活，日夜拼命加班，也會出現“過勞死”，全部由廠方承擔責任是不公平的。對此，筆者認為，即便是患病的勞動者，也有參加勞動的權利，用工單位可通過入廠體檢和定期崗位體檢來掌握職工健康狀況，可通過規范管理制止職工隨意加班，還可通過購買保險分散用工風險。本案中，廠方沒有對謝某進行入廠體檢，是存在過錯的。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關于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規定：“《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這里‘突發疾病’包括各類疾病。‘48小時’的起算時間，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作為突發疾病的起算時間。”該意見佐證了筆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