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的貴州人李仁琴左手大拇指旁多長了一只手指，10月29日，她在金華振達塑膠廠操作模具時不慎弄傷了這只多余的手指，“六指”受傷算不算工傷？近兩個月來，李仁琴為這個維權難題傷透了腦筋。（錢江晚報）

　　看了這個報道，筆者認為，農民工李仁琴的工傷認定金華振達塑膠廠老板之所以敢無視政府勞動保障仲裁部門的招呼，其緣于農民工工傷維權難在法律環節繁多和用人單位違法成本低。

　　其一，眾所周知，根據《工傷認定辦法》的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受理工傷認定申請后，根據需要可以對提供的證據進行調查核實，用人單位、醫療機構、有關部門及工會組織應當予以協助，據實提供情況和證明材料，工作人員也可以根據需要進行調查核實。但目前的普遍情況是，工傷認定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農民工提供的證據并不核實，而是一味要求提供勞動合同（或勞動關系的證明），否則便推到勞動仲裁，這樣大大增加了農民工申請工傷認定的成本。由此可見，勞動爭議仲裁前置制度的設立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反倒成為農民工工傷認定維權過程中的一大障礙。

　　其二，在工傷案件中，用人單位違法的成本非常低，這也是造成勞動者屢陷維權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新《刑法修正案》中將“惡意欠薪罪”入刑，用人單位如果欠薪，可判3~7年有期徒刑。而工傷保險索賠沒有這樣的規定，即使打三五年的官司，耗去農民工大量的精力，用人單位最多不過支付本應給付農民工的工傷賠償。不少農民工因為跟用人單位耗不起，最終無奈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其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工傷維權難題，就要減少法律環節。法律應明確規定農民工發生工傷由發包方承擔責任。同時要對事實勞動關系認定更加簡便，認定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社會保險費證明，工作證、服務證等證件，招工登記表、報名表、考勤記錄等都可以作為證據，加以認定。為減少農民工維權成本。還應該取消勞動仲裁程序，使農民工發生工傷后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訴（包括對工傷認定行政部門不作為的行為），這樣可以大大縮短農民工申請工傷和得到賠償金的時間。另外，還應從立法上加大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對于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和不給農民工上工傷保險的情況，在立法中做出明確、有可操作性的懲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