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重大事故高發的現狀
2004年11月28日陜西陳家山發生的我國煤礦40多年一遇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調查還未完結，今年大年初六，相隔不到3個月又發生遼寧阜新孫家灣213人死亡的特大礦難，使這類事故又有了新的突破。這是偶然？還是必然？是局部問題？還是全局問題？如果僅僅是個別現象，我們不能定下結論。但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的現實是：
今年孫家灣超過200人死亡的特大礦難是我國1960年以來的最大煤礦瓦斯爆炸事故；
2004年10月以來，短短幾個月內連續發生3次死亡百人以上特大煤礦事故，如此頻度這在我國近20年來實屬罕見；
2003年和2004年我國已持續兩年特別重大安全事故（國家的標準規定是一次死亡30人或以上）發生頻率居高不下，處于1990年以來的高發平臺；
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數則占近80%。我國的煤炭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多倍，南非的30多倍，印度的10多倍。
近3年全國平均每天發生約8起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每周發生近3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月發生1.2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
我國目前冶金的百萬噸鋼死亡率是美國的20倍、日本的80倍；特種設備的事故發生率是發達國家的5～6倍；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約10人，是美國的10多倍、日本的20余倍；近15年民航重大事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2倍，航空發達國家的約4倍。
我國自1990年以來的各類事故死亡總量每年以超過6%的速度在增長，與GDP增長速度基本同步。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是在全社會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工作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讓我們不得不得思考如下問題：是全社會對安全生產問題認識不夠？還是政府決策者、經營者，以及從業人員中的部份人安全生產意識不強？是事故的癥節或原因認識不清？還是采取的安全生產措施不力？是現場（微觀）、局部（行業或企業）的原因為主？還是具有社會環境、經營體制等宏觀、全局性的根源為主？我本人的認為，相對重要的問題是上述三種角度的后者。
二、重大事故高發的社會背景和宏觀根源分析
我國安全生產工作或重大事故高發與社會大背景有密切關系。
⑴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涉及生產安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還遠未解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生產安全支撐與保障體系尚未形成。比如我國的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和安全生產運行機制就有待于加強和改善。煤炭安全監察與行業安全管理的關系需要理順；國家安全監察與地方屬地管理的職責需要明晰。
⑵隨著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和產業結構調整，工業規模擴張，工業就業人員急劇增加，為生產安全帶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經濟快速增長與生產安全基礎薄弱的矛盾日益突出，事故隱患和危害日益嚴重。如煤炭行業近3年，原煤年產量16－20億噸，而具備生產安全保障能力的礦井（含露天礦）2000多處，生產能力約11億噸／年，表明三分之一（近7億噸）的原煤產量沒有安全保障。
⑶礦產資源的長期大規模開發，埋藏于淺部的高品位礦產資源日益枯竭，大批礦山過渡到深部開采，水壓、地壓、地溫、瓦斯壓力都相應增加，自然條件不斷惡化，瓦斯突出、沖擊地壓等災害的復雜性和治理的難度在加大。如我國現有開采煤礦95%以上是地下開采，條件差、開采深度深、瓦斯含量大、煤層透氣性低，使安全生產的保障能力要求高。
⑷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無論是老裝置的改造還是新裝置的建設，單套裝置生產規模日益擴大成為共同趨勢；電網由區域電網向全國電網過渡，高電壓、遠距離和交直流混合輸變電技術在推廣使用；民航、鐵路、高速公路、水上交通步入高速發展時期，危險因素的種類增多，危害程度增加。
⑸隨著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加快，輸送易燃、易爆介質的長輸管道、城鎮輸配系統管道在大幅度增長；城市建筑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越來越高，如北京的人口密度已是紐約的1.7倍，城市災害事故放大、耦合、衍生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均在增加。如重特大事故均是在中大城市、國有大礦山、大型飛機等具有聚集性、規模化的區域或場所發生。
⑹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成分、經營方式、用工形式和生活方式都呈現多元化，私營、個體企業大量涌現，大批農民工進城務工，使安全管理及其監督監察的難度和復雜性加大。如我國的事故高發行業，一是礦山行業，特別是煤礦，二是建筑行業，它們都有從業人員數量規模大，整體素質低的特點。
(7)全社會安全文化基礎薄弱，全民安全素質還需進一步加強。一是各級政府官員在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中，“以人為本”和安全生產與社會經濟科學協調發展的觀念需要真正確立；經營者在處理全局利益與自身利益、眼前效益與長遠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時，缺乏科學的認識觀；從業人員自身的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有待提高。
除了社會背景和宏觀的根源外，重大事故高發的直接根源還表現在：安全生產法規、標準科學性和有效性有待改善；政府安全監管不到位（全面程度和專業化深入程度），安全法規執行不力；安全投入大大不足（長期安全欠帳近千億），生產隱患普遍；事故查處力度不夠，特別是經濟處罰、法律處罰的力度；違法、違規現象嚴重，不按設計標準和超規模生產；法規等等。
三、導致重大事故發生的規律和本質
無論是礦山事故、消防火災事故，還是交通事故、企業經貿事故等，都有其共同的本質和特性規律。近幾年，我國發生的重特大事故，如重慶開縣井噴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吉林中百商廈火災事故等都是人為責任事故，陜西銅川陳家山和遼寧孫家灣煤礦爆炸事故也不例外。都是生產過程或系統控制不當，造成秩序或能量失控所致。理論上講這些事故都是來自于技術系統的風險問題。對于技術風險現象，一般講都是人為可控的，它是人造系統不良和失控的表現，這種現象是能夠控制和防范的。如果我們在生產技術、作業管理等方面未做好工作，即本質安全和防范措施無力或失效，事故的發生就是必然的。
重大事故的規律認識，首先要從其構成的要素入手。通過對火災、爆炸、塌翻、中毒等各類安全事故，以及道路交通事故、飛機失事、火車相撞等意外事故的分析，都能夠揭示出其規律，即不外乎人的不安全作為（人因）、生產或技術系統的不安全狀態（物因）、作業條件或環境不良（環境因素）、生產或經營管理欠缺（管理因素）等“四要素”所導致或構成。這里說的四個要素，并不是說要同時存在，有的情況下一個要素就足夠引發一起事故。這四個要素當中，從原因上講，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人的因素直接地講就是作業人員或操作者違章或差錯。深入、細致地分析，技術、環境、管理的因素，歸根結底還是人的因素，如技術設計不合理、安全規范標準質量不到位等技術原因；現場管理不善、政府監管不力等管理原因，都是相關人員安全不作為或作為不良的結果。由此可以結論，如果我們的社會在各類活動過程中，如政府管理部門的資質審核、發證、監督、管理等，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規范、管理有效、人員培訓嚴格、操作者安全行為等，各種重大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就可大大降低。
四、遏制重大事故高發的對策思考
遏制重大事故的高發，需要采取治本與治標相結合的綜合系統工程措施。首先在社會宏觀機制和安全生產戰略性措施方面，一是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調整經濟發展速度、協調市場機制，合理構建行業（能源）結構，避免“粗獷式”發展模式；二是建立多元化安全投入結構和政策機制，首先國家要建立安全投入公益化機制，同時通過政策激勵建立企業、社會、個人多元化的安全保障投入模式；三是推行“科技興安”戰略，發展安全生產科學技術，提高生產過程的本質安全化；四是建設安全文化，提高全民安全素質，特別提高政府官員社會管理中的公共安全管理素質和責任意識，同時加強對企業經營人員的安全監管和提高企業的事故預防能力；五是在行政措施、法律措施的基礎上，強化經濟處罰力度，改變“安全違法成本低于、事故預防成本高；死得起、傷不起”的現象，提高事故違法成本，提高生命賠償標準等。
從微觀或安全專業理論上認為（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經驗也同樣證明），保障安全生產、防范安全事故的基本措施有三，稱為三大對策（三Ｅ對策）：即科學技術對策、安全文化對策和安全管理對策。
科學技術對策就是通過安全設施、安全設備、安全裝置、安全檢測、監測、防護用品等安全工程與技術硬件的投入，實現生產技術系統的本質安全化。長期以來，我國的推行的“三同時”審核制、安全預評價等措施和制度都是證明行之效的方法。對于煤礦，就是要求具備基本的安全生產條件，要有瓦斯抽排放系統、瓦斯報警監控系統、配備良好的個體防護裝備等。
安全文化對策就是通過對全民，包括各級政府官員、企業法人代表、生產管理人員、企業員工，甚至社會大眾、學生等的安全培訓教育，以提高全民的素質，包括意識、知識、技能、態度、觀念等綜合素質。對于煤礦，要提高經營者的安全生產責任意識，提高采煤礦工的自我防護、具備防火知識、使用滅火器材的技能、火災報警能力等。
安全管理對策是指通過立法、監察、監督、檢查等管理方式，保障技術的條件和環境達標，以及人員的行為規范，以實現安全生產的目的。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主要靠“行政”管理的手段來保障安全生產，在新的經濟體制下，我國正在完善“法制”管理的手段，隨著國家管理體制變革和創新，以及“入世”后面對的國際和社會經濟背景，我國的安全管理應在“經濟”手段、“科學”手段、“文化”手段進一步完善和豐富起來。對于政府層面，在通常的“領導批示”、“紅頭文件”、“電話會議”、“大檢查”等手段的基礎上，要向管理的“深度”、“治本”力度、“預防”效度方面發展。要在安全生產管理機制和體制上下功夫。在企業層面上，要建立現代的企業安全生產管理體系，落實科學、全面、有效的管理制度。對于煤礦，要加強政府監察，堅持“不達標、不投產”，完善各種現場管理制度，形成“當地政府、開采礦主和礦工”三方自律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