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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安全感的關鍵性影響因素分析

2009-11-11   來源: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    熱度:   收藏   發表評論 0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是指在面臨組織變革、社會發展等外部威脅、壓力的情況下,員工在對工作特征或者工作價值的認知、情緒反映等方面滲透、表現出來的一種主觀感知、體驗,折射出員工對工作存續、職業發展的總體擔憂[1].

  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強,員工容易產生焦慮、緊張的情緒甚至是心理疾病,不利于身心健康;容易產生煩躁、不安情緒或者職業倦怠等現象;通過工作態度、行為意向的改變而嚴重影響工作績效;降低工作滿意度,消弱對企業的承諾[2],降低組織信任感,影響團隊士氣,與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背道而馳。

  目前,在推進勞動關系管理的進程中,民營企業要正視問題,以組織變革、安全管理、薪酬福利、工作特征、勞動關系等關鍵性因素為突破口,擬定、實施可行性的改進對策,提高員工滿意度,緩解、降低員工工作不安全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一、組織變革

  1、經濟效益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沖擊下,技術變革與創新速度加快,國際化市場競爭激烈。原材料價格與工業品出廠價格的“倒掛”,使企業成本負擔愈來愈重;市場拓展不力,銷售增長與產能擴張不匹配;產銷率降低,流動資金周轉慢;產品供大于求,價格持續低迷;能耗、勞動力成本等呈增加趨勢;缺乏戰略管理,搞多元化經營,分散了財力、物力。特別是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中小企出口訂單劇降。一旦停產、破產,員工薪資收入受其影響,甚至面臨失業風險。可支配收入的來源、金額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員工產生對未來時間段生活質量產生擔憂,對不安全感的體驗會逐步凸顯。

  2、變革方式及力度

  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員工,可能會切身體會到:家族式裙帶關系在中高層管理人員中的現象比較普遍;擅長模仿、仿制,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成長速度較快,資金運作緊張;搞多元化經營,產業布局缺乏戰略規劃,預期風險增加等等。

  目前,民營企業正通過規范公司治理、技術升級、降低成本等途徑來提升核心競爭力,業務流程重組、再造,實施重大技術改造、應用管理系統信息化軟件等變革舉措應運而生。當變革方式較為強硬、激進或者力度特別大、波及面廣時,很容易使員工產生工作不安全感。

  3、裁員行為

  在企業合并、分立、停產、破產等過程中,特別是在經濟非景氣時期,員工一旦被列入裁員名單,在崗位技能不具備競爭力的情況下,可能會失業,心理素質(壓力承受能力、適應能力等)、家庭負擔等方面出現的風險也可能會增加[3],缺乏安全的個體感受會不斷增長。

  二、安全管理

  1、工作環境

  實際上,員工傾向于選擇工作條件比較舒適、不存在潛在危險源的工作環境。比如說,設施、設備泄漏大量危險物或有害物質;從事隧道、地下水管溝、地基等營建工程或沉箱、沉筒、井筒等開挖作業;從事儲槽、涵溝等內部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清理作業、油漆粉刷作業;從事輻射作業環境等等。當所在公司或者崗位工作涉及以上內容時,員工很容易產生工作不安全感。

  2、工傷事故

  部分民營企業漠視安全生產管理法規,唯利是圖,特別是部分小煤礦、小鐵礦、“家庭作坊式”小工廠對安全管理存有僥幸心理,未規范推進安全管理,留下事故隱患:缺乏必要的安全警示標志;安全設備、特種設備的設計、制造、安裝,使用、監管等不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缺乏規范、系統、具有可行性的安全事故處理預案;工傷事故賠償金履賠不到位或者推遲、拒付等現象時有發生。

  當員工所處的公司、車間、崗位經常發生工傷事故,或者傷亡人次、經濟損失(直接、間接)等指標明顯高于同行業平均水平時,員工會心有余悸,恐懼、擔心工傷事故降臨在自己身上。

  3、職業安全與衛生

  勞動標準不落實,勞動條件較差休息休假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尤其是工作崗位、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勞動標準等主要條款的約定比較模糊,未能有效執行,對員工身心健康、工作不安全感產生隱性影響。比如說,企業沒有按規定配備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降低成本采購質量低劣的安全防護用品;粉塵、噪音超標嚴重,通風不符合要求,照明很差或不足;沒有參加工傷社會保險,員工遭受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無法獲得醫療救治、職業康復和經濟補償;員工工傷事故后,企業不主動組織工傷鑒定,甚至提出解除勞動合同。

  三、工作特征

  工作不安全感,不僅表現為對整體工作的體驗,而且也表現為對符合主體認識并且具有價值的工作特征(工作背景、工作重要性、工作特征、工作內容、工作條件、能力提升、工作滿意度、職業發展等)的知覺或者擔憂程度。

  1、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是指員工個體作為職業人在企業工作過程中,對工作特征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工作條件、工作回報、人際關系、企業管理氛圍等)的整體情感反映的心理狀態。員工對工作滿意度水平較低時,是否持續在企業工作的意向性暫不確定,成為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影響因素。

  從整體上,中小型民營管理行為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典型的家族式管理色彩,習慣于非民主化管理,缺乏戰略規劃,執行力不到位。比如說,民營企業雇主品牌尚未形成;營運流程、管理規則缺乏規范化;薪酬、獎勵制度“暗箱操作”;員工學習矛盾突出,學習機會失衡(受教育的機會不均衡,很多員工沒有參加培訓的機會);員工培訓課程缺乏針對性,與員工崗位技能不相匹配,被動學習,積極性不高。

  2、職業壓力

  部分民營企業,績效考核容易極端化,要不就是老板、主管一句話,要不就是硬指標一堆。比如說,部分民營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人員,容易感受到:人才高素質(碩士、博士比例高)、工作高要求(關注研發成果、研發費用等指標的量化考核)、待遇高報酬(薪酬收入在同行業中居于領先水平)。但是,員工在體驗到工作價值及其成就感(企業重視人才,薪酬收入可觀等)的同時,更容易體驗到內部競爭激烈、職業晉升通道狹窄,因職業壓力產生的工作不安全感逐漸加強。2006年2月,“華為員工胡新宇過勞死”事件,非常值得深思。

  四、薪酬福利

  1、薪酬收入

  在勞動密集型民營企業,外出就業的農民工背井離鄉,容易產生無助感;部分中小企業仍未遵照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員工薪資水平較低,不足以支撐或者明顯改善家庭人員的生存、生活境況;企業擇機下調計件工資定額,變相降低員工工資;部分企業拖欠、延遲發放工資;物價指數上漲,但是員工工資未能合理上漲,尚未形成正常、合理的增長機制。這些客觀情景(事實、事件),必然會對員工對改善生活條件、過上幸福生活的愿望產生顯性或者隱性的擔憂。

  2、薪酬公平性

  相對而言,民營企業人際關系比較復雜,特別是家族式色彩濃厚的公司,喜歡以個人偏好、人情化、派系、“暗箱操作”等理念來加薪、加獎金,隨意性較大。在缺乏規范的崗位價值分析、薪酬設計的狀況下,部分員工付出與回報并不一定對等,員工會認為能力沒有得到承認,可能會感覺到不公平感,心理很不平衡,進而對工作失去信心。

  3、福利水平

  與國有企事業單位相比,部分民營企業只管“計件”計酬,福利項目被擱淺或者很少涉及:不為職工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春節、中秋節、端午節等傳統節日,沒有福利發放;員工“宿舍擠”、“子女上學難”等成為“老大難”問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盡管已經頒布實施,但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未能貫徹執行。

  福利待遇項目少、價值低,直接對員工的實際收入產生影響,并且與員工內心深處希望穩定、有保障、被關懷的個體期望相矛盾。在缺乏尊重、缺乏關懷的負性情緒堆積下,影響其工作情緒和工作效率[3],容易產生工作不安全感。

  五、勞動關系

  目前,就市場經濟本身而言,勞動者和資本之間的地位是不對稱的,不穩定、不符合和諧社會發展導向的雇傭勞動關系依然存在。低端勞動力遭受資本和技術的雙重淘汰,會更加廉價并伴隨著大量失業,加劇貧富分化,這已經成為員工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誘因。

  1、權益保障

  在權益保障、依法支付薪酬方面較為突出的現象是:勞動合同簽訂和履行的質量不高,勞動關系呈低水平、脆弱化狀態(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期限短、內容不規范)。比如說,職代會形同虛設,員工缺乏權利維護的“代言人”;多半私營企業尚未建立工會,許多工會有名無實,工作形式化較突出,實際作用發揮不夠[4];不簽勞動合同,或者只簽短期勞動合同;不依法支付雙休日、節假日或者加班期間的工資、補貼;工作時間長、累、苦,休息休假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全國工商聯2008年1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仍有一半的企業職工未參加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近60%未參加失業保險,38%未參加工傷保險[4].

  2、人際關系

  員工對企業人際關系的滿意度的衡量指標主要包括:意見溝通度、非正式組織活動度、沖突協調度等[5].和諧、寬松、文明、健康、友愛的人際關系,能降低員工的工作不安全感,降低企業管理溝通成本,提高執行力,形成坦誠相待、和睦相處、感情融洽、配合默契的良好精神風貌,能提高團隊凝聚力、向心力。

  目前,民營企業人際關系復雜的主要表現是:比較典型的家族企業中,地緣、血緣、親緣等作為紐帶來開展日常管理;股東之間拉攏、提拔符合各自個性偏好的員工成為其親信;股東之間勾心斗角,缺乏團隊精神,相互顯示各自權權利,致使員工為人處事小心翼翼;基于“打工仔”的身份定位,員工之間、干部之間經常以“賭氣”、“不服氣”、“無所謂”等心態進行管理溝通,辦事存在眾多阻礙;員工之間溝通少,人際關系淡化,缺乏默契。

  3、勞動爭議

  從勞動爭議情況來看,呈現出來的趨勢是:勞動爭議的主體和內容復雜化,勞動爭議糾紛的社會性特點日益顯露,勞動爭議數量增多、案件復雜化。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2008年1-7月,朝陽區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勞動爭議案件1826件,較去年同期的885件新增941件,增長率高達106%[6].尤其是在《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合同法》實施之后,這種現象已經帶有比較明顯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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