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民工流汗、流淚又流血
（一）
民工，城市生活中的邊緣人，一個相對貧困的群體。他們背井離鄉，從農村來到城市，住四面漏風漏雨的窩棚，吃最廉價的盒飯，起早貪黑，揮汗如雨地勤扒苦做，只為那與他們的付出遠遠不對等的一點點報酬，希望用自己的苦力掙來的血汗錢改善家里困窘的生活，給孩子掙點學費，給父母掙點醫藥費……
他們的愿望都很單純。可他們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以為只要自己認認真真、老老實實出了力，按工頭、按老板的吩咐好好完成了應做的工作，就能得到應得的報酬。可事實卻是：工作完成了，工錢卻領不到。有的老板干脆躲起來不露面，有的工頭找上十幾個打手，誰敢去要工錢，誰就要領受一頓暴打！
民工只好自認倒霉，放棄抗爭，卷起鋪蓋回家。可他們依然懷著善良的愿望，以為總有一天老板會良心發現把工錢給結了，于是露宿街頭，開始了漫長的等待。等待，也得吃飯，要有起碼的活命錢。于是他們三五成群地和老板開始了“黃世仁與楊白勞”的游戲，只是那欠錢的反而成了“黃世仁”，他們就只好忍受著“楊白勞”般的艱辛、屈辱和打落牙往肚里咽的痛苦，一日一日陪著笑臉去找那老板、工頭。可即使是陪著笑臉、說盡好話，那些養尊處優、只管自己撈黑心錢、哪管別人死活的老板們，絕對不會發一點慈悲心往外掏一個子兒。
（二）
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人在徹底絕望的時候，只有反擊了。可他們又能怎樣做呢？去告狀嗎？身無分文。老板甚至明目張膽地說“老子和勞動局、工商局、法院的人熟得很，隨你去哪告，老子都不怕！”求告無門，怎么辦？只有拿命一拼了。對于他們來說，最值錢和最不值錢的也就是這一條命了。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事例：
江蘇籍民工吳某，為討要工錢爬上了北京北新橋某工地的塔吊。此事發生后不久，在2002年10月9日，四川籍民工吳某和李某，也因為拿不到工錢，爬上了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塔吊。
在廣州，同樣，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總會從媒體中看到類似的新聞。
2003年8月12日上午，兩名外來民工因為包工頭攜款逃跑，兩個月工資沒有了蹤影，在某樓盤二期工程內爬上了60多米的塔吊臂架，以自殺要求樓盤承建公司賠償損失。
2003年8月3日下午，在東圃某樓盤發生了一起民工討薪遭木棍鐵鏟毒打事件，多名民工受傷，有的頭破血流，有的手臂紅腫，需要急救和救治。現場一片混亂。
在這些以自殺的方式討要工錢，或者以血的代價討要工錢的事例中，有的能最終拿到他們應得的工錢，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拿不到。
（三）
我們有什么辦法防止我們的民工兄弟不再流血又流淚呢？我想，再來呼喚那些老板、工頭們回復良知已經是不現實了，因為在他們的心中，金錢遠遠大于民工的生命。即使是十次、百次的“自殺”也絕對喚不起他們哪怕一點點的震撼與同情。一己之私利早已染黑了他們的良心。對于他們，當道德不值一提的時候，起作用的恐怕就只有法律了。
對于民工自身來說，提高自身修養，學習法律知識也顯得更加的重要與緊迫。具備了一定的法律知識，自己起碼知道按勞動法規定，在建筑工地等地方干活應該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老板如果不簽訂勞動合同、有意無意拖欠工資，自己可按法律規定找勞動保障部門、工商部門解決。如果還是解決不了，還可以到法院起訴，如果沒有錢打官司，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通過這些正當途徑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不用再冒著一不小心就被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險去爬塔吊。我們譴責無良老板、黑心工頭，但我們也不提倡民工們以“自殺”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因為，生命對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它是非常寶貴的，去了就絕不會再回來。而且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相關規定，爬塔吊的行為本身是擾亂社會秩序和妨礙安全生產的，有可能被公安局行政拘留。因此，也許你通過“自殺”的方式最終討回了工錢，可也面臨著被拘留的危險。
到底如何醫治民工傷痛的心？如何給他們以幫助？一些有識之士呼吁對民工的種種不幸既要關注，更要關懷。浙江瑞安陳宅村和紹興越城區塔山街道于2002年成立了外來人口“協會”，走出了一條“讓外來人管外來人”的社會化管理之路。2002年7月5日，為民工服務的“浙江省青年法律工作者志愿服務團”正式成立，與此相配套的是，與進城務工青年維權事務密切相關的公安和勞動保障部門設立“進城務工青年維權崗”。這些來自各方面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改善民工待遇的一線希望，但要真正改變民工的不幸現狀，讓他們活得像一個有尊嚴的人，必須由政府出面，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設置專門的民工維權機構，他們的人身權益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那些以爬塔吊來討要工錢的事情才可能不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