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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數據：從2001年到2004年，我國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礦事故188起，平均每7.4天一起。2004年，死亡人數超過30人的特別重大事故總共14起，其中礦難6起，占42.8%。2005年的上半年，國家拿出了30億進行煤礦的技術改造，安監局升格為安監總局，但形勢依然嚴峻，上半年的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3%，達到2672人。作為世界最大的產煤國，2004年，我國共產煤16.6億噸，占世界33.2%，但是全國的礦難死亡人數是6027人，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我國2004年的每百萬噸死亡率為3.96，而美國是0.039，只有我國的百分之一，另外，其他國家這個數據分別是：印度：0.42，俄羅斯0.34，南非0.13，中等發達國家一般為0.4。新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在一次會議上憤怒地表示，對這些無證開采的小煤礦和礦主手下留情，就是對礦工生命的漠視。他在多次奔赴現場調查礦難事故后，直接把矛頭指向了官煤結合。

　　在這些礦難數據背后，有兩個故事特別觸動我們的神經。一個是那些遇難的礦工與他們的家人的故事，面對礦井如此高死亡風險，礦工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進去工作的呢？在他們踏入礦井的時候，背負了多少對家的責任，同時又負載了多少有關生活的無奈；在礦難發生的那一刻，一切就此結束，只留下一個個悲痛而破碎的家……。想到這一些，我總容易感慨與傷感。而另外一個則是那些泯滅了良心的礦主和他們的官員盟友的故事。有幾次礦難背后沒有貪婪的礦主？又有幾次礦難背后不隱藏著腐敗的官員？這絕對不是夸大其詞，那么多條生命隨時可能被安全不合格的礦井吞噬，他們都無動于衷。那些所謂疏忽的等等理由怎么能叫人相信——不去認真對待切關人命的細節，哪怕真的無知也只能是一種推托！更何況他們多數是明知故為！

　　作為安全生產最高主管部門的國家安監總局的表態和行動似乎可以讓人稍感安慰。可是我不得不想到的一個問題是，即便國家安監總局放棄一切休息時間，全力追查礦難案件，他們親自調查的案件在全國所有的礦難中又能占到幾何？還有多少礦山事故被礦主和地方官員神不知鬼不覺地隱瞞過去了？那些遇難者的家屬怎么辦？更為重要的是，為什么礦難屢治不絕，甚至愈演愈烈？

　　我們信任中央對礦工生命健康的高度負責，我們也能相信中央有關官員的忠于職守。事實上，中央各單位發布涉及礦場安全生產的法律文件數量之多也足以說明他們對此問題的關注和重視。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每年都有數千條人命被礦井無情地吞噬，我國的煤礦事故死亡率也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不得不讓我們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

　　如果說資本家對利潤的瘋狂追逐是一種本能，那么政府的應有職責就是依法對他們所可能具有的負面因素進行限制。政府作為民眾的代理人，應當維護公眾的利益，維護作為弱者的礦工的利益。而在這些礦難發生之前，面對存在安全隱患依然違法開采的礦井，我們幾乎沒有看見負責任的政府和執法官員，而越來越多地發現了地方政府的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執法官員的暗中入股、同流合污。公眾利益在那一刻只變成了官員大權在握、受賄分贓的依據。而正是他們對公眾的背叛，礦難以極大的可能在反復上演。

　　這些官員，他們本應是民眾的公仆，接受民眾的委托，他們卻漠視民眾的生命，甚至成為殘害民眾的兇手！我們怎么能想得通，仆人會爬到主人的身上，肆無忌憚，連他們的生命都無所顧惜；我們又怎么能夠相信，主人面對囂張的仆人，無可奈何，甚至生命被殘害也只能埋怨命運！我們只能認為，在那樣一些地方，現實恰恰與之相反：官員并不是真正的仆人，而民眾也不曾是真正的主人；官員憑借權力做了高高在上的主人，騎在百姓頭上，把民眾當作他的仆人——連命都不怎么當回事的仆人。

　　為什么中央的各類法律文件上都明明白白地寫著，安全不合格的礦場不允許生產，而就有那么多根本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礦井還在源源不斷地往里運送礦工，開工作業？為什么直到礦難發生，沒有人去實質性地過問安全問題？就是因為那些握有實權的“官員主人”無視法律規定，對上應付了事，對下蒙蔽隱瞞。而“百姓仆人們”難以了解實情，即便了解了也根本無力改變什么，因為官員的權力向來都是壓制性的。

　　這不能不讓我想起一個嚴峻的問題，中國的政府層級如此之多，中央如何能確保其制定的政策法令在基層的具體落實？如果得不到落實，中央又如何能獲得有關真實情況的信息？老鼠偷吃了糧食，我們可能相信它編制的糧食倉儲情況報告么？而即便獲得了足夠的信息，中央又如何能夠親自去監督數量如此眾多的基層政府及其官員？這些問題足以警醒我們：體制亟需革新！

　　這種革新的出發點就在于，從現有政權系統中釋放部分權力給社會，讓社會來協助完成必要的信息傳遞功能，并形成對中下層政府官員的有力監督。在這個問題上，起碼有兩點是大有可為的。其一，進一步放開輿論，放松對民間力量興辦新聞媒體的管制，讓運行效率更高的私人媒體，自發形成社會所需的各類信息傳達，幫助中央和底層民眾之間的信息保持良好的溝通，并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員難以欺上瞞下。其二，進一步擴大地方民主，使民眾可以通過一定程序彈劾、更換不滿意的地方官員。如此，地方官員必不敢怠慢民意，更不敢不顧民生。

　　我們不能不采煤，不可能封閉所有的煤礦，更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統一開采。而只要有資本的涌入，有監督管理的權力，官員就有尋租的機會和可能，中央的監管就會顯得鞭長莫及。事實上，當前的中國在許多甚至更為重要的其他問題上也有同樣的道理。這也就是大家平日所說的“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不放已經不具有可行性，所以“亂”的危險時時存在，治“亂”也因此變得異常緊迫。雖然輿論放開與地方民主并不是萬能的良藥，也同樣具有毒副作用，但要治療此類不顧民生、徇私舞弊的“亂”字號官場惡疾，不用此藥，必還將惡化以致危害社會甚至危及政體。

　　以此觀之，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攻堅戰中，輿論的進一步放開與地方民主的推進應當是必要且急迫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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