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狀   

　　2004年11月28日發生的陜西省陳家山煤礦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還未調查完結，今年2月14日，相隔不到3個月，又發生遼寧省阜新礦業 (集團)公司孫家灣煤礦214人死亡的特大礦難。這是偶然，還是必然?是局部問題，還是全局問題?如果僅僅是個別現象，我們就不能定下是全局問題結論。但情況并非如此，我國的現實是：   

　　今年超過200人死亡的孫家灣特大礦難是我國1960年以來發生的最大煤礦瓦斯爆炸事故；

　　2004年10月以來，短短幾個月內連續發生3次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別重大煤礦事故，如此頻繁發生礦難，在我國近20年來實屬罕見；   

　　我國已持續兩年(2003年和2004年)特別重大事故發生頻率居高不下，是1990年以來的高發期；   

　　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  人數則占近80％；  

　　我國的煤炭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多  倍，南非的30多倍，印度的10多倍；   

　　近3年全國平均每天發生約8起重大事故，每周發生近3起特大事故，每月發生1．2起特別重大事故；   

　　我國目前冶金的百萬噸鋼死亡率是美國的20倍、日本的80倍；   

　　特種設備的事故發生率是發達國家的5倍6倍：   

　　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約10人，是美國的10多倍、日本的20余倍；   

　　近15年民航重大事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近2倍、航空發達國家的約4倍。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是在全社會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工作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下問題：是全社會對安全生產問題認識不夠，還是政府、經營者、部分從業人員安全生產意識不強?是對事故的癥節或原因認識不  清，還是采取的安全生產措施不力?是微觀(現場)、局部(行業或企業)的原因，還是有深層次、全局性的根源? 

　　筆者認為，相對重要的癥節是上述各組問題中的后者。 

社會背景和宏觀根源分析

　　我國安全生產工作或重大事故高發與社會大背景有密切關系。   

　　一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涉及生產安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還遠未解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生產安全支撐與保障體系尚未形成。比如我國的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和安全生產運行機制就有待于加強和改善，國家安全監察與地方屬地管理的職責需要明晰。   

　　二是，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規模擴張，工業就業人員急劇增加，為生產安全帶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經濟快速增長與生產安全基礎薄弱的矛盾日益突出，事故隱患和危害曰益嚴重。如煤炭行業近3年的原煤年產量為16億噸至20億噸，而具備生產安全保障能力的礦井(含露天礦)2000多處，生產能力約為每年12億噸，表明三分之一(近7億噸)的原煤產量提高沒有安全保障。   

　　三是，礦產資源的長期大規模開發，埋藏于淺部的高品位礦產資源日益枯竭，大批礦山過渡到深部開采，水壓、地壓、地溫、瓦斯壓力都相應增加，自然條件不斷惡化，瓦斯突出、沖擊地壓等災害的復雜性和治理的難度在加大。如我國現有煤礦95％以上是地下開采，不但條件差、開采深度深，而且瓦斯含量高、煤層透氣性差，這。就對安全生產的保障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四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無論是老裝置的改造還是新裝置的建設，單套裝置生產規模曰益擴大成為共同趨勢。如電網由區域電網向全國電網過渡，高電壓、遠距離和交直流混合輸變電技術在推廣使用；民航、鐵路、高速公路、水上交通步入高速發展時期，危險因素的種類增多，危害程度增加。   

　　五是，隨著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加快，輸送易燃、易爆物質的長距離輸送管道和城鎮輸送系統管道在大幅度增長。城市建筑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越來越高，如北京的人口密度已是紐約的1．7倍，城市災害事故放大、耦合、衍生的可能I性和嚴重程度均在增加。如重特大事故均是在大中城市、國有大礦和大型飛機等人員密集和規模l較大的區域或場所發生。

　　六是，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成分、經營方式、用工形式和生活方式都呈現多元化，私營、個體企業大量涌現，大批農民工進城務工，使安全管理及其監督監察的難度和復雜性加大。如我國的事故高發行業，一是礦山行業，特別是煤礦，二是建筑行業，它們都有從業人員數量多，整體素質低的特點。   

　　七是，全社會安全文化基礎薄弱，全民安全素質還需進一步加強。一是各級政府官員在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中，“以人為本”和安全生產與社會經濟科學協調發展的觀念要真正樹立。經營者在處理全局利益與自身禾％益、眼前效益與長遠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時，缺乏科學的認識觀，從業人員自身的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也有待提高。   

　　除了深層次的根源外，重大事故高發的直接原因還表現在：安全法規、標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有待提高，政府安全生產監管工作不到位，安全投入明顯不足(長期安全欠賬近千億元)，事故查處力度不夠，特別是經濟處罰、法律處罰的力度不夠。   

 

規律和特點   

　　無論是礦山事故、消防火災事故，還是交通事故、企業經貿事故等，都有其共同的本質和特性規律。近幾年，我國發生的重特大事故，如中石油川東北井噴事故、北京市密云縣踩踏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廈火災事故等都是責任事故，都是生產過程或系統控制不當，造成秩序或能量失控所致。理論上講這些事故都是來自于技術系統的風險問題。對于技術風險現象，一般講都是人為可控的，它是人造系統不良和失控的表現，這種現象是能夠控制和防范的。如果我們在生產技術、作業管理等方面未做好工作，即本質安全和防范措施無力或失效，事故的發生就是必然的。

　　對重大事故的規律認識，要從其構成的要素人手。通過對火災、爆炸、塌翻一中毒等各類安全事故，以及道路交通事故、飛機失事、火車相撞等意外事故的分析，都能夠揭示出其規律，。即不外乎人的不安全作為(人為因素)、生產或技術系統的不安全狀態(物質因素)、作業條件或環境不良(環境因素)、生產或經營管理欠缺(管理因素)等“四要素”所導致或構成。噠里說的“四要素”，并不是說要同時存在，有的情況下一個要素就足夠引發一起事故。   

　　“四要素”當中，從原因上講，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人的因素直接地講就是作業人員或操作者違章或差錯。深入、細致地分析，技術、環境、管理的因素，歸根結底還是人的因素，如技術設計不合理、安全規范標準質量不到位等技術原因；現場管理不善、政府監管不力等管理原因，都是相關人員安全不作為或作為不良的。結果。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政府管理部門的資質審核、發證、監督、管理等都照章辦事，企業生產過程中技術規范、管理有效、人員培訓嚴格、操作者遵章守紀，各種重大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對策思考   

　　遏制重大事故的高發，需要采取治本與冶標相結合的綜合系統工程措施。在社會宏觀機制和安全生產戰略性措施方面，一是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調整經濟發展速度、協調市場機制，合理構建行業(能源)結構，避免粗獷型發展模式；二是建立多元化安全投入結構和政策機制，首先國家要建立安全投入公益化機制，同時通過政策激勵，建立企業、社會、個人多元化的安全保障投入模式；三是推行“科技興安”戰略，發展安全生產科學技術，實現生產過程的本質安全；四是建設安全文化，提高全民安全素質，特別是提高政府官員的公共安全管理素質和責任意識，同時加強對企業經營人員的安全監管，提高企業的事故預防能力；五是在行政措施、法律措施的基礎上，強化經濟處罰力度，改變“安全違法成本低于事故預防成本”、 “死得起，傷不起”的現象，提高事故違法成本，提高事故賠償標準。      

　　從微觀或安全專業理論上講(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經驗也同樣證明)，保障安全生產、防范安全事故的基本措施有三，稱為三大對策(三E對策)．科學技術對策、安全文化對策和安全管理對策。   

　　科學技術對策就是通過安全設施、安全設備、安全裝置和防護用品等安全工程與技術硬件的投入，實現生產技術系統的本質安全化。長期以來，：我國推行的“三同時”審核制、安全預評價等措施和制度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對于煤礦，就是要求具備基忝的安全生產條件，要有瓦斯抽排放系統、瓦斯報警監控系統，配備良好的個體防護裝備等。

　　安全文化對策就是通過對全民，包括各級政府官員、企業法人代表、生產管理人員、企業員工，甚至社會大眾、學生等的安全培訓教育，以提高全民的素質，包括意識、知識、技能、態度、觀念等綜合素質。對于煤礦，要提高經營者的安全生產責任意識，提高礦工的自我防護意識，使其具備防火知識、使用滅火器材的技能等。

　　安全管理對策是指通過立法、監察、監督、檢查等管理方式，保障技術的條件和環境達標，以及人員的行為規范，以實現安全生產的目的。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主要靠行政管理的手段來保障安全生產。在新的經濟體制下，我國正在完善法制管理的手段。隨著國家管理體制變革和創新，以及“人世”后面對的國際和社會經濟背景，我國的安全管理應在經濟、科技、文化方面尋找新的手段。對于政府層面，在通常的領導批示、紅頭文件、電話會議、大檢查等手段的基礎上，要向管理深度、治本力度、預防效果方面發展。要在安全生產管理機制和體制上下功夫。在企業層面上，要建立現代的企業安全生產管理體系，落實科學、全面、有效的管理制度。對于煤礦，要加強政府監察，堅持“不達標、不投產”，完善各種現場管理制度，形成“當地政府、開采礦主和礦工”三方自律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