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前，中國人走馬路，習慣于靠左邊。靠右走，是民國之后的事情。

    南宋那個很有名的哲學家朱熹，出門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學生說：“老師，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車，怎么走羊腸小道也靠左呢？這小路上又沒馬車，哪邊好走就走哪邊。”朱熹說：“君子為人處事，講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得一個樣，有人管沒人管得一個樣，雖然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規矩走，這樣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導學生：“一個人要想做君子，對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嗎？遠遠不夠，你得走在長輩后面，以顯示對人家的尊敬。如果長輩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后走在他的右邊，以便保護人家。”

    看起來，朱熹走路就像發達國家的司機開車，不管有交警沒交警，有探頭沒探頭，都按照交通規則行駛，這是個好習慣，值得我們現在絕大多數司機和行人學習。

    朱熹不愧是哲學家，走路不但守規矩，而且把守規矩上升到“做君子”的層次來講。對他這種人是不需要監管的，因為他是君子，而守規矩是君子之道，他寧可死了，也不會不守規矩。

    發達國家的人都比較守規矩，比如交通規則，不管是否有探頭，是否有交警在旁邊，都會老老實實地按照規矩開車。這種守規矩的習慣不是天生的，據說發達國家的人到中國居住一段時間之后，交通違章現象不比中國人少。究其原因，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朱熹那樣的君子，能夠沾的眼前便宜，肯定也要沾一把。發達國家的人比較守規矩，我想起碼有幾條原因：一是違規代價很大；二是從小受到守規矩的教育，違規可恥的觀念深入內心；三是有一個遵章守紀的環境，違規占便宜后，旁邊的人不會艷羨，而是鄙視。

    有一次我和同事研究一起違章行為后感嘆：咱們都不是君子，如果換做我，在自以為安全的情況下，也會拿小命賭一把！我們國家安全生產立法才8個多年頭，安全觀念還遠遠沒有深入人心，更別說形成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好習慣。我們處于轉型階段，是肩負打破過去，創建將來的一代人。要我們拋棄原來的習慣，改變為新的習慣，在思想上和行為上將要比其他時代的人付出更多，這需要我們在認識上有清醒的認識，這樣在行動上會增加很多主動性。

    一個新的規矩，要轉變為新的習慣，如果這個規矩不符合人性中的懶惰天性，必然有一個強制的推進過程。怎么強制推進呢？一是培訓，使大家知道新的規矩是什么。二是做錯了處罰，通過利害關系使人遵守新規矩。三是要提倡一種氛圍和共識，違反規矩者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在培訓的過程中，要持續性地堅持，不能遵守一次違反一次，這樣不但沒有建立新規矩，還打破了舊規矩，使執行人員無所適從，導致更加混亂的局面。這是各級管理人員要特別注意的地方（舉個例子：晚清大報《新聞報》刊登過一則新聞：1908年3月17日，兩個法國人駕駛汽車從上海去杭州觀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事：他們的汽車按照新交規靠右走，對面的人力車按照老習慣靠左走，砰地一聲撞在了一起，人力車夫當場死亡）。同樣，對不守規矩的人，一經發現，必須處罰，不可使違規者心存僥幸。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守規矩的共識，違規者不但要受到經濟和紀律的處罰，還要受到輿論的譴責，特別是他身邊的同事和利害相關人的譴責，使每個人心理有“不守規矩會遭受白眼”的壓力。通過上述方法，就完成了“知道規矩、執行規矩”的過程，再經過一段時間后，就形成了行為習慣。

    行為習慣是要經過培訓才能初步知曉，要經過強制約束才能堅持。更需要達成共識，在觀念上深入人心，形成人人遵守，人人維護的局面，才可能成為真正的、持久的行為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