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和安全氣氛(safety climate)安全研究中兩個常見的術語。辨析這兩個概念的異同是許多研究者探討的問題。盡管這兩個概念都是指組織中的社會因素，但二者還是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首先，從時間上來說，1980 年 Zohar 首次在研究中使用安全氣氛的概念，并把安全氣氛定義為組織內員工共享的對于具有風險的工作環境的認知。1986 年，Chernobyl 核電站事故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安全咨詢組認為是核電站內長期存在的不良安全文化導致事故發生。之后，安全文化這一術語逐漸濫觴于各種安全管理研究與事故調查報告中。

　　其次，從組織氣氛與組織文化的區別來看安全氣氛與安全文化的區別。如 Ekvall 把組織中的社會系統分成組織文化、社會結構、組織氣氛、工作關系等四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部分[4]。而 Schein則從層次的角度對組織文化進行解釋，即：基本意會(basic assumption)，價值觀(espoused values)，人工產物(artifacts)。相較于組織氣氛，組織文化代表更為廣泛，表現形式更為多樣，“氣氛是那些文化意會的反映與表現”。而具體到組織的安全氣氛與安全文化，大多研究者認為安全氣氛是用于描述員工關于安全與風險的認知、態度和信念等的集合體，通常用問卷的形式測量，給出當前安全狀態的一個“快照”(snapshot);而安全文化則是更復雜更持久的特質，反映了人們的基本價值觀、規范以及基本意會，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連。

　　最后，安全氣氛反映了人們對文化的功能主義看法，認為存在一種理想的狀態，組織可以對其進行干預來服務于組織目的;而安全文化則更多地預示文化的解釋學傾向，認為安全文化是組織涌現出來的一種復雜現象，是組織成員的行為參照系。

　　盡管在理論上人們從多角度對安全氣氛與安全文化進行了區分，但在實際研究中，這兩個概念又經常交叉使用，而概念本身則只反映了研究者個人對概念的偏好，在兩個不同的概念框架下進行著相同內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