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7年4月13日，某銀行支行行長李某從業務單位某物資公司借了一輛本田雅閣轎車，在上班期間外出，于當日17時28分途經甬臺溫高速公路往福建方向214公里+050米處，與因左前輪炸胎停在快車道上的楊某的車發生碰撞，李某當場死亡。3個月后，李某的妻子任某向當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李某的工傷認定申請，李某的用人單位在工傷認定申請書上簽署了“同意申報”的意見并加蓋了公章。2007年9月7日當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作出了 《工傷認定決定書》，認定李某不符合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不予認定為工傷和視同工傷。此案已經復議、一審及二審，判決均維持了勞動部門的認定。維持的理由是， “現有的證據無法證明李某當日是因工外出，據此李某外出受傷致死不符合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情形”。

　　爭議焦點：

　　在既沒有證據證明有工作原因，也沒有證據證明不是工作原因的情況下，如何作出工傷認定？

　　案例評析：

　　此案有幾個特殊性：一是職工已經死亡，無法考證其外出的真正目的；二是死者為一個部門的負責人，具有一定的支配自己工作的職權；三是事故發生在非工作區域內，對工作原因的推定帶來很大的難度；四是用人單位并沒有表示 “不認為是工傷”，要求其承擔 “不認為是工傷”的舉證責任缺乏法律依據。由于這些原因集于一案，使得李某當天外出究竟是因工還是因私徒增了更多撲朔迷離的疑團。

　　原告的律師認為，在相對事實不能完全查清的情況下作出有利于勞動者一方的認定更能體現法律保護弱者的基本原則。

　　筆者認為，本案中李某能否認定為工傷，最關鍵的部分在于李某外出受到的事故傷害是否具有工作原因，而不能因為沒有工作原因的證據就作工傷來認。 《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5項規定，職工 “因工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當認定為工傷。這里有兩個點必須強調，即因工外出和工作原因。如果要認定工傷，必須具備有工作原因這一最基本條件，而本案中不管是工傷的申請人還是用人單位以及為核實案情調查取證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都沒能掌握到任何哪怕是非直接的李某的外出有工作原因的證據。

　　同時，由于用人單位在李某的工傷認定申請書上簽署了 “同意申報”的意見，從某個角度也表示，用人單位并沒有明示自己不認為是工傷。按照 《工傷保險條例》第19條第2款的規定， “職工或者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很明顯，用人單位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是有限的、有條件的，而不是無限的、無條件的。這一點也從一定程度上，將責任的分配轉嫁到了工傷認定的職能部門。在這樣的法律規范下，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如何來適用 《工傷保險條例》，做到既保障工傷保險基金的合法使用，又切實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就變得更加責任重大。

　　據了解，本案的用人單位是一個參保單位，如果認定為工傷，相關的工傷待遇將在工傷保險基金中支付。也正因為是參保單位，客觀上也增加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對工傷保險基金負責的責任。

　　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作出工傷認定，實際是上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工傷認定程序中適用民事證據規則，也就是說，職工個人主張工傷的，由職工提供是工傷的證據，如果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提供不是工傷的證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則是依據民事證據規則，對雙方提供證據的效力進行比對，對全部的證據作出判斷，然后根據證據所證明的事實依據法律作出最后的認定。本案中，作為申請工傷的職工直系親屬和作為 “同意申報”工傷的用人單位，都無法提供出李某因工外出的證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則就應當依據工傷認定的三要素，即 “工作時間”、 “工作原因”、 “工作地點”來嚴格把關，缺一不可，而不能簡單地認同 “相對事實不能完全查清的情況下作出有利于勞動者的一方的認定”的主張。

　　對于參保企業，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如何來防范工傷保險基金支付中的騙保風險是一個逐顯端倪的課題，值得在立法和執法兩個層面上予以研究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