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地質大學副教授樊運曉博士

　　樊運曉博士供職于中國地質大學工程技術學院安全教研室，不久前剛從澳大利亞歸來。采訪在她的辦公室進行，主題是國外的生產安全方針及其作法。我們的談話自然就從澳大利亞說起。
　　
　　
　　企業必須為員工提供安全衛生的作業條件
　　不少人說我國生產安全工作難做，難就難在政府監管與企業生產的對接上，哪怕在一些人均GDP已經比較高的地區也不例外。你在澳大利亞看到的，是不是也這樣？記者開門見山。樊運曉說，澳大利亞的安全工作好做。他們把安全工作分為三部分，一是立法，二是執行標準，三是具體操作。國家管立法，企業按標準去執行。在他們那里，政府就抓一條，企業必須為員工提供安全衛生的環境和工作條件，一旦有問題，雇主就要擔責任。例如，颶風中員工死傷于被損的職工宿舍里。政府就認為企業沒給員工提供良好的安全條件，絕不會把自然災害作為情有可原的理由。
　　說到安全衛生的條件，企業不同標準不同。對此，企業可以向專業的咨詢公司咨詢，不是去問政府該循哪個標準。搞安全的人，辨識法律法規的要求是一項重要職責。在澳大利亞，法律出臺后，企業該按哪條哪款辦，不是國家的責任，也不是政府安監部門的責任，而是企業自己的責任。企業要主動去識別這部法律跟自己有什么關系，弄清哪些條款需要了解，哪些條款需要掌握，包括國際公約。澳大利亞各州都有地方法律，我去的西澳洲，它的《職業安全與衛生法案》，制定于1985年，1996年作了一次修改；維多利亞州1986年9月也制定了同樣的法案。他們的職業職業衛生法律，部門痕跡少，一般不與相關法律沖突。
　　澳大利亞企業出了事故，責任完全是雇主的，跟其他機構無關。例如，政府不會因為發生在企業的事故跟某個中介機構有關，就去追究這個機構的責任。中介機構有無責任，是事故企業通過訴訟由法院判定。因為選擇什么樣的中介機構為企業提供安全技術服務，是企業自己的事；如果事故企業認為中介機構的服務有問題，可以訴諸法律，政府無需直接介入。
　　談到工亡賠償，樊運曉說，人家不是什么20萬的問題。但不管賠多賠少，雇主都不會為此擔心，政府也不干預。因為企業不買單，政府也不買單，買單的是保險公司；企業在政府的強制下，通過投保將工亡賠償轉移給了保險公司。
　　談到保險費率，樊運曉說她看了西澳洲的一個企業，安全績效好，沒有死人，多年來連失能的傷害都沒有，這就可以在繳費時得到費率優惠。澳大利亞不管是投社會保險還是商業保險，就看你上年度的安全績效好不好，如果不好，保險公司的承保風險就大，費率就會高一些，可以高達工資總額的5%。如果你上年好，前年也好，連續幾年都好，費率就可降低。這有利于鼓勵企業搞好工傷預防。
　　西澳州的礦業很發達，但保險費率并不高，工資總額的一個百分點都不到。有的小企業因安全績效不好費率較高，但也才在百分之零點零幾到百分之二之間。
　　在整個澳大利亞，雇主都愿意參加保險，因為出了事故可以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其他責任還是要承擔的，比如管理不嚴，不具備安全衛生條件等等。
　　
　　全員參與，是安全機制的效應，而非對號召的響應
　　澳大利亞企業的作業場所都很人性化，工間活動也有固定的時間，到時就能聽到悅耳的音樂，員工們會利用這段時間放松放松。老板以“我會告訴我的員工，怎樣才安全，怎樣才舒適”感到自豪；而且這些程序都是事先設定好的，只要照做就行。
　　在企業，千萬別拋開具體的問題談安全和安全管理，如果那樣的話，你談的安全就失去載體。安全管理一定要多考慮怎樣實現安全的目標，而不是空講大道理。
　　“拋開生產談安全，正如拋開企業談生產，沒用。”那么，這個管理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呢？樊運曉說，國外很多企業把安全部門放在廠長和各部門之間，也就是說安全要滲透到企業的各個部門。樊運曉講了通用公司的作法，她說通用公司以HSE為中心，在安全管理上有21個要素，第一個要素就是方針；第二是安全績效考核；第三是勞動保護用品等；倒數第二是變更管理，包括安全管理模式的變更。21個要素在管理上呈放射性展開，每一個要素由一人負責，具體帶動一個工作小組。如方針的確定由CEO負責，而他帶動的方針確定小組成員則可能來自企業的生產、維修等多個部門，他們可能是中層干部，也可能是一線員工，等等。這樣一來，安全部門兩三個人至少能帶動21個人工作。每個要素都涉及不同部門內部多個業務人員，這樣就帶動若干的人來做安全，一層一層責任清楚，層次分明，既形成全員參與，又將方針目標落實到生產全過程之中。
　　“常聽人說搞安全很累，而且累了還收效甚微。聽你這么一說，我也感覺到似乎應重內在機制建設，而不是在形式上擴大編制、擴建機構。一句話，機制不對，累也白搭；機制不對，機構層級再高其效能也低。”記者所言得到樊運曉的贊同。“是的，我國企業多是安全處在做安全，看起來很重視，也很專業。但安全處做安全很難形成全員參與，即使通過動員號召搞活動，甚至起誓禱告等形式營氛圍，也難達到全員參與，至少不是以安全為己任的自覺的全員參與。”
　　安全對我個人很重要，是我個人的事，我要注意，因為我不注意，不僅傷害我自己，還會影響整個團隊。樊運曉說，就這樣還不夠，還應該學會提醒他人，大家互相提醒。比如你管PPE，你看見誰沒戴安全帽，你就應該給這個人一個善意的提醒。另外還要鼓勵大家提出自己的問題和建議。
　　
　　安全沒什么高深的理論，它就是一個細致活
　　“日本企業對工人沒有高的要求，你在這個崗位工作，對你的要求就是照章去做，你可以不懂為什么要這么做，但你必須這么做。至于說你自己想有所發展，你可以在此基礎上學的更深、更多，但首先要保證眼前的操作安全。澳大利亞也是這么做的嗎？”
　　針對記者的問題，樊運曉說，我在一個公司里看到，每個員工都按標準去做。樊運曉給記者展示了一份安全管理文件，上面有政策的陳述、安全的控制，還有一些合作內容，包括對現場的若干要求。比如工作現場有較陡的臺階，在它旁邊就一定有一個安全標志，用紅、白、黑組成“危險”的標志，下面標明“危險”的原因，即“臺階太陡”以及具體的應對措施：“無論上臺階或下臺階，請一定面對臺階”。
　　談到績效考核，樊運曉指著一份現場安全管理審核表說，他們的安全方針很具體。共24分，安全方針他得了12分。審核表共有12條評判標準，有6條達標，6條不達標。為什么有6條不達標呢？評判認為，雇主承諾得不夠強硬，在安全方針里沒有強調這一點，說明你的安全方針不好，你應該承諾為員工提供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并接受監督；你不承諾，就說明你覺得這不重要，就只能得12分。樊運曉說，因為當時她在現場，看到這樣認真細致、一絲不茍的審核，很是吃驚。
　　
　　安全是一種正常的消費
　　國家立法、企業守法、員工遵行。澳大利亞企業的安全機構設置跟我們不同，它叫HSE部門，工作推動有安全代表，責任落實到生產管理者，他們叫線長（生產線的負責人），由這些人對安全負責。
　　值得一提的是企業的安全代表。這些安全代表不像我們的安全員，不是去做具體的安全管理工作。安全代表是發現和反映安全問題，隨時將看到的安全問題記錄下來，反映給安全管理委員會。
　　樊運曉說，她還看到一個鐵礦的安全統計報告，分類很清楚，有多少失能傷害，有多少沒有損失的傷害，有多少險肇事件；但在這份統計報告中，沒有“安全投入”的記錄，“你們的安全投入是多少？”不料，他們對我的問題很茫然。樊運曉對記者說，“在他們看來，為安全花錢不是什么投入，而是一種很正常的消費。”
　　
　　講究細節，培養習慣
　　樊運曉在澳大利亞是做訪問學者，與澳洲同行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相交很深。“她不讓你彎腰干活，開會時教你將小包放在背后，坐在那，背是平直的，很舒服。”樊運曉說，最讓她難忘的是，有次上課去晚了，老師在班上為她“補課”時，不是彎腰低頭做講解，而是跪在她面前……她寧肯下跪，也不會輕易彎腰，因為這樣做可以避免腰部損傷。腰部是人體的脆弱部位，中國人也常說“注意！別閃了腰”；腰背疾病占職業病的50%以上，曾一度居職業傷害之首位。可是在我國，別說是老師，就是一般人也不會輕易下跪。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人們信奉膝下有黃金，哪能隨便下跪。但在職業活動中，這是應該擯棄的不安全不健康的舊觀念；因為保護腰背比保護膝蓋更重要。
　　在澳大利亞，辦公桌與座椅的高矮也很講究，座椅靠背都能把人的背部給頂著，挺舒服。電腦座椅的扶手，手肘放上去，與鍵盤是平的，而這些都是有標準的。還有照明光源的方向，亮度都有標準，不能讓人有不舒服感。現在很多寫字間的隔斷板，一般都用蘭色的PVC材料，但安捷倫公司則不同，他們選用的材料有很強的吸附噪聲的功能。
　　這些職業性的安全衛生習慣也影響到居家生活和出行。樊運曉說，在老師家里，她看到客廳和餐廳在一塊，存放物品的箱柜高度，物品的重量、大小，其存放高度都很講究；他們搬東西的時候，背始終是平直的。
　　有一次，朋友開車帶著樊運曉去參觀AlCOA公司，她注意到車到門口時，盡管前后都沒人。車卻減速、停了一下，然后再開，后來才發現地面上畫著一條“STOP”線，這可起到一個緩沖作用，實際上是一個安全確認。進出停車場，他們都習慣地一停二看三通過。這些倡導我們也有，如“寧停三分，不搶一秒”，“一慢二看三通過”等等，可我們在沒有警察時就為所欲為，好像遵守交通安全法規是為了警察。
　　樊運曉說：“其實，注意安全是為了自己，而且一點都不麻煩，只需養成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