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視了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安全教育問題

　　我國目前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長期忽視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安全教育與培訓。雖然《安全生產法》確立了對生產經營單位主要負責人及其他從業人員的安全教育制度。但是《安全生產法》在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安全生產法律職責的同時，卻沒有制定對他們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與培訓制度，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項。領導是關鍵，學習是保障，認識是前提。安全教育與培訓是安全生產的基礎，對安全生產負有領導責任的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對此不能及時受到相應的安全教育與培訓，又怎能將安全生產放到重要位置來管理呢？所以，要搞好安全生產，凡是負有安全生產法律責任的各類人員和各級領導，都應該首先受到安全生產知識和法律法規的教育，方能正確、有效地領導和指揮生產，保證生產沿著安全的軌道運行。
　　
　　對安監人員的素質沒有要求，對安監機構的穩定沒有規定

　　安全工作的重點在于預防事故發生。安全生產能否實現，與安監人員的素質和安監機構的穩定性密切相關。而《安全生產法》對安監人員的業務素質沒有要求，對安監機構的穩定性沒有規定，反而加大了對違規安監人員的處罰力度。

　　總結前幾次傷亡事故高峰的教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即在安全監管機構被撤并、安監人員被削減、安監工作受到沖擊或不被重視后，事故便會高發。我國早期（1982年）制定的《礦山安全監察條例》規定：“……礦山安全監察員，應從熟悉礦山安全技術知識、能從事井下檢查工作的高級工程師、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和礦（處）級干部中選任。”及“……各級礦山安全監察機構主要負責人的任免和調動，應報上一級礦山安全監察機構備案。”實踐已經證明，正是有這樣的行政法規，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生產安全形勢十分穩定。然而，在新制定的法律法規中，卻沒有采納這些做法，導致安監部門新人多、素質低、無保障和工作經常變動，這些都會降低安全監管工作的質量。
　　
　　某些法律責任沒有威懾力，體現不出“人命關天”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我們國家是勞動者當家，任何法律的出臺，保護勞動者的生命安全都應是第一位的。然而，《安全生產法》作為安全生產方面的一部大法，卻缺少這種意識，沒有形成強大的勞動者生命安全的威懾力。
　　例如，《安全生產法》第八十條和第八十一條規定：“生產經營單位的決策機構、主要負責人、個人經營的投資人不依照本法規定保證安全生產所必需的資金投入……導致發生生產安全事故……對個人經營的投資人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主要負責人……給予撤職處分或者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大家知道，生產經營單位有規模大小之分。如果發生了一起傷害程度相同的工傷事故，對于一個投資規模（或產值）在10萬元的企業，處以20萬元的罰款，就等于使其傾家蕩產，可體現法律的威懾力。如果對于一個投資規模（或產值）數億元的企業，處以20萬元的罰款，莫過于九牛一毛，法律的震懾力就大打折扣。例如，2005年8月7日廣東省興寧市大興煤礦發生透水事故，正在井下作業的123名礦工全部遇難。該礦礦主擬用兩億元人民幣擺平此事，如若按照此法規定罰款20萬元，公理何在？法的威嚴何在？

　　再如，《安全生產法》第八十四條規定：“……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10萬元以上的，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或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10萬元的，單處或者并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在現實中沒有可操作性。因為，生產經營單位的“違法所得”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是相違背的，其真實的“違法所得”是難以搞清的；所以，即使沒收了“違法所得”，也不是真正的“違法所得”。

　　生產經營單位規模有大有小，違法行為有輕有重，事故傷害程度有輕有重，傷亡人數有多有少，法律規定的刑罰和經濟處罰應該分出層次，方能展現出法律的威嚴，方能讓生產經營者感覺到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一旦發生傷亡事故，就要負法律責任，就有可能傾家蕩產。只有當處罰力度超過投資規模以上時，讓投資者或經營者賠償不起時，生產安全才會被真正重視，勞動者的生命價值才會真正提高，《安全生產法》的實施才會有真正的威嚴，傷亡事故趨于多發的勢頭才會從源頭上得到真正的遏制。(作者為徐州建筑職業技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