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建多少核電？

　　改革開放30年來，老百姓生活有很大提高，這是國內外多數人普遍承認的事實。但同樣應當承認，國家的資源和環境付出很大，境況觸目驚心。去年初的冰雪災害，4月太湖再次出現藍藻，今年2月山西又發生礦難，突顯國家能源配置和環境安全問題嚴重。如果說去年7月初日本北海道G9峰會討論“溫室氣體長期減排目標”，有布什政府充愣，中國的表現還過得去，恐怕今年4月英國倫敦的G20峰會，就得明確承擔義務了。CO2發射總量即將趕上甚至超過美國成為“老大”，全國電力裝機總量超過8億千瓦，煤電比例超過78％。好多外國研究機構早就關注我們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改善環境，維持經濟增長，千萬不能“因增長而窒息”，威脅廣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環境抵抗力最薄弱，內地比沿海環境抵抗力更薄弱。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環境污染夠嚴重的了，長江三角洲江河湖汊有的水已經發臭。下一步怎么辦？總不能把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搬到內地去，發展那里的經濟。

　　好在政府高度重視能源配置和環境安全，大力發展水電、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關閉高能耗、高污染的小火電。認真貫徹“積極發展核電”的方針。以這次金融危機電力負荷下滑為“契機”，把“發展核電作為當前調整能源結構的優先選擇”，快速推進核電建設。把2020年建成4000萬千瓦核電的指標提調整為建成7000萬千萬，在建3000萬千瓦，“力爭2020年核電占電力總裝機比例達到5%以上”。

　　有人擔心核電要“大躍進”了。其實，早在中東“石油”危機的1970年代美國和法國就被逼得“大躍進”過，而且很成功。以中國人口之多、國土面積之大，外匯儲備之高，10年內建成60臺百萬千瓦的核電機組，不能算“大躍進”。目前開工建設的核電機組，除三門和海陽的12臺AP1000外，都是成熟的、沒有政治、技術、經濟風險的核電機組。

　　世界普遍認為，核電是唯一證實的、能以基本負荷方式大量提供電力的技術，既可靠而又沒有空氣污染，或者說不發射溫室氣體。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也很環保，但不能保證帶基荷長期連續運行。

　　未來中國需要多少電力？需要多少核電？有人估計，2020年中國電力裝機總量或有可能達到15億千瓦。那么，2030年和2050年是多少？據估計，即使不考慮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目標，“8.9億裝機容量對于中國的火電來說已到峰值”。“大力發展水電”，積極扶持新能源，剩下的“發電能力都需要核電來補充”。如果2020年中國核電達到7000萬千瓦（0.7億千瓦），占國家電力裝機總量的5％，那么2030年就有可能達到2億千瓦，而且2050年還可再翻一番，屆時使核電占國家電力裝機總量的25％以上。

　　以這樣的速度發展，到2050年中國核電在電力配置中的份額，與世界核大國相比仍然偏低，不值得“核電人”沾沾自喜。中國核電應當有更遠大的奮斗目標。

　　鈾資源不是核電發展的“瓶頸”

　　近期大規模發展核電，需要有大量鈾資源。

　　也許是被19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餓怕了，我對國家大規模發展核電總有些焦慮。“糧食”從哪里來？過去人們常說中國是個貧鈾國，直到2007年世界鈾資源“紅皮書”報道中國的鈾資源還是4.88萬噸（回收成本130＄/kg U），占世界已知可回收鈾資源的1％。其實，過去各國把鈾資源作為重要戰略儲備，上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數字偏保守。美國三里島事故和前蘇聯切而諾貝利事故，使世界核電發展停滯，幾個國家宣布分階段關閉運行的核電機組，曾使世界鈾價格低得不可思議。中國核工業總公司曾為籌集外匯，超低階出售“黃餅”；2000年鈾價一度跌到10美元/磅。1985－2005年間開展的鈾勘探也很少。

　　隨著全球核電復蘇，第二次鈾資源勘探揭示世界鈾資源有巨大增加。世界資源專家早就預計，勘探工作顯著增加立即可使已知經濟資源增加一倍；根據與其它金屬礦物類比，預期目前價格水平加倍，到時能使標準資源增加十倍左右。去年6月，中國核工業地質局總工程師張金帶在“2008年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年會暨中國核能可持續發展論壇”表示，我國正在做新一輪鈾資源潛力預測，資源量或超200萬噸。連聞所未聞的近鄰蒙古國也發生了“鈾”革命，據估計鈾礦有130萬噸，預示我國“內蒙古鄂爾多斯盆地、二連盆地砂巖型鈾礦”有很大的潛力。

　　上述信息令人、特別使核能工作者振奮。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環境污染后果日漸嚴重、石油價格飛漲壓得國家喘不過氣來，能源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大力發展核電已經成為國家的現實選擇。現在發展核電有“糧”了，我國核電具備了規模發展的條件。一個裝機容量100萬千瓦的壓水堆核電機組，60年運行壽期需要1萬噸天然鈾。我們有200萬噸鈾資源，就可以放心建造200臺百萬千瓦（2億千瓦）的核電機組，不必擔心“斷糧”挨餓！

　　目前世界多數核電大國所用天然鈾，主要來自國際市場（俄羅斯和加拿大除外）,而大多鈾資源豐富的國家自身卻沒有核電。因此鈾資源市場注定是全球化的市場。建立國內生產、海外開發、國際鈾貿易三渠道并舉的天然鈾資源保障體系無疑是正確的方針，我國核電裝機總量完全可以超過2億千瓦。

　　鈾資源是全球化市場，鈾價格必然有波動。要抓住時機，開展國際鈾貿易。近期內金融動蕩、經濟下滑，國際鈾價仍將延續下跌態勢。去年10月，鈾市場大幅跳水。每磅八氧化三鈾現貨價格跌幅近30%，只有46美元。國家和核電企業應適時進行資源儲備。即使按照天然鈾價100＄/kg計算，一臺100萬千瓦核電機組60年運行壽期天然鈾成本只有10億美元；為同容量火電機組同期進口煤炭費用的1/15（進口煤價按100＄/噸計）。天然鈾價格過低或過高（≦40＄/kg U，或≥130＄/kg U）都是不持久的，也不利于世界核電健康發展。傳播“要有鈾價達到500美元/磅的思想準備”，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因為早就有人估算過，即使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技術從海水提煉鈾，成本也就在200－400美元之間。況且天然鈾不到燃料成本的1/4，對發電成本的影響很小。

　　我國核電發展技術路線已經確定。堅持發展百萬千瓦級壓水堆核電技術路線，實施中采取技術引進和創新相結合的方針。為使我國核電建設不停步，滿足電力發展需求，以現有成熟的二代改進型核電技術為基礎，通過設計改進和研發，建設一批百萬千瓦級壓水堆核電站。這是一條正確的規模化發展核電的道路。即使暫不考慮新引進的AP1000，到2020年建成的7000萬千瓦核電裝機容量都是二代改進型，也不到可建造裝機容量的30％，還有70％的余地建造較先進的第三代核電，仍然是那時世界核電機型比例最優秀的國家。

　　應當意識到，我國人口眾多，要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使經濟繼續發展，讓老百姓過上像樣的生活，必須不停步地加速核電建設，此外別無出路。鈾資源市場是全球化的市場；核燃料循環產業是充分市場化的國際化產業，我國必須成為世界上核電規模最大的國家。

　　“安全文化”―核電安全的“命根”

　　中國核工業最初是在原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即使幾十年后，在各方面仍留有強烈的體制和觀念影響的烙印。所幸的是，中國核電選擇了壓水堆路線。在這方面，工程院士彭士錄和科學院士歐陽予有很大功績。切爾諾貝利事故給中國核科學技術界敲了警鐘。因此，中國核電技術發展從一開始就傾向于西方核發達國家。如果說秦山核電站的運營管理最初還有原核工業的影響，那么引進大亞灣核電站則使中國核電運營管理走上了完全與世界最先進管理一致的方向。

　　組織機構是“安全文化”的支撐。“支撐不好，大廈要倒”！要重視和研究核電廠的組織機構設置。實踐證明，組織機構與所采用的核電技術幾乎無關。目前，中國核電廠的組織機構基本上與西方大多數核電廠相同。開展國內外技術交流，有共同“語言”。

　　核電廠運行和管理人員培訓始終堅持系統性培訓的方法，配置有較齊備的培訓設施。電廠操縱員和高級操縱員全都接受了嚴格的基礎理論和電廠運行過程培訓，經過嚴格的審查和考試合格并由國家核安全局頒發證書上崗值班。大亞灣多數高級運行與管理人員曾接受長達一年以上的國外運行核電廠培訓。秦山第二核電廠運行較晚，所有高級運行人員均在國內運行核電廠接受了長達2年以上的培訓，回廠后參加訓調試并經本電廠系統和設備培訓，考試合格取照上崗。田灣核電廠的首批操縱員和高級操縱員，也都在俄羅斯培訓中心和運行核電廠接受了系統、完整的培訓，回國后又到大亞灣接受了為期八個月的現場跟班運行實習。對于中國的核電操縱人員培訓和考試制度，國外核電培訓和運營專家有很高的評價。有人戲稱這是尚未被污染的“凈土”。在“核電廠操縱人員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指導下，中國核電廠人員培訓制度堅持下來了，為核電廠培養了高質量、合格的運行人員。

　　核安全是核電廠的生命，“沒有嚴格的管理，民用核電會成為危險的技術”。按照IAEA的“核電廠安全運行規定”，大亞灣參考、借鑒法國電力公司的做法，編制了“核電廠質量管理手冊”（PQOM）。包括核電廠“核安全政策”、“組織機構及職責范圍”、“運行”、“維修”等19個領域300多個管理程序，和IAEA“核電廠運營組織”管理大綱要求覆蓋的范圍完全一致。把國家的核電廠安全運行法規、標準和要求以及國際核電運行管理的良好實踐，具體落實為一套完整、系統、科學、可執行的管理文件。它是國際、國內核安全法規要求和承諾的具體化。沒有政治色彩，和國情無關，甚至和電廠的堆型、具體設計技術沒有很密切的關系。因此，有廣泛的適應性。到過大亞灣，看過這套管理程序的核電管理人員都不否認PQOM在規范電廠管理行為中的作用；國內核電廠各部門制定管理程序時都曾參考大亞灣PQOM的相應程序。目前國內核電廠的管理程序雖不完全統一，但都在研究PQOM的精神實質，逐步加深認識，向這套管理程序靠攏。

　　建造核電廠的極終目標是安全發電。所以核電廠運行體制以運行為中心。在電廠廠長領導下，運行處負責整個電廠運行的管理、檢查以及試驗工作的協調。主控室是整個電廠生產活動的指揮中心，是電廠生產活動指揮調度的唯一聯系渠道。主控室只接受電網調度和電廠廠長（生產副廠長）－運行處長－值長兩條渠道下達的操作命令，視需要可向電廠所屬各生產、技術支持與服務部門下達命令，不必經過其主管領導。電廠一切投入運行或熱備用系統和設備的操作、變更權屬當班運行值，未經書面申請并辦理相應手續，任何人不得動用或改變系統和設備的狀態。

　　電廠運行人員根據《機組運行限值和條件》（技術規格書）、已生效的書面規程和良好實踐確保電廠安全和可靠運行。只有具備特定資格并經指派的運行人員，才能控制和指揮核電廠的運行和狀態的改變。任何人不得干擾他們作出涉及安全的決定。此外，還給運行配備必要的現代化工具和技術監測手段，減輕運行人員的精神負擔和思想壓力，使他們將主要精力和時間放在監視運行工況和事故預想方面。

　　現代核電廠系統復雜而龐大，運行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書面操縱規程進行操作。運行操作規程數量非常大。一般都選好參考規程目錄和樣本，組織培訓過的操縱員按照統一格式編寫運行規程。與安全相關系統的運行規程，詳細到“一步接一步”格式，通過系統調試驗證、修改、生效。事故處理規程則通過模擬機驗證、生效。

　　核電廠的各種生活福利待遇通常傾向運行一線。職工普遍承認電廠運行人員很辛苦，像“磨道的驢”一樣“養活”著整個電廠，對穩定運行和生產一線隊伍并沒有分歧和意見。大亞灣的政策是提高運行人員的“倒班待遇”，使之明顯感到倒班“辛苦”，不倒班“心疼”。運行隊伍穩定，值班紀律嚴明，安全生產有堅實的基礎。

　　目前國內核電廠安全生產形勢較好，多年未發生核級事故。這和核電廠重視安全文化建設，通過各種活動教育人、培養人、改造人，使全體工作人員形成正確的思維習慣和正確的工作作風有很大關系。其中關鍵是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處理一切與核安全有關的問題，采取偏保守的決策，嚴格管理，強化“按程序辦事”和“按規程操作”的基本安全原則。凡與安全有關的行動，必須有“書面”文件、指示和命令依據，由經過系統培訓的、有資格的、熟悉現場的運行人員指揮并承擔安全責任。

　　本文所說的“安全文化”是狹義的。就是IAEA核安全專家組的專題報告“安全文化”。不簡單地等同于國人通常理解的“安全第一”理念。

　　核電廠的“安全文化”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有一定的“邊界”。核電廠通過“邊界”影響外部因素，輻射“安全文化”；也通過“邊界”接受外部的影響。其中最主要影響來自政府出臺什么樣的政策，引導什么樣的行為觀念。高明的電廠管理者可通過內部機制，把有利安全文化的影響放大，把不利的影響減到最小，設法保持穩定。

　　目前國內核電廠的“安全文化”水平并不一致。有的基礎牢靠，水平較高；有的基礎較差，亟待提高。其實，判斷一個電廠的“安全文化”狀況并不那么困難，也無需花很長時間。只要到那里走一走，了解領導層關注的重點，觀察電廠領導和群眾的關系，問問一線職工最關心的問題，就可以作出大致的判斷。

　　多年來，凡和大亞灣核電廠發生過關系的部門和單位，包括運行、維修服務和技術支持承包商，對核電廠的程序化管理和安全文化有深刻的印象，愿意和核電廠打交道，也對推進本部門的程序化管理和“安全文化”建設有積極作用。近來大亞灣高層領導非常警覺他們的“文化”稀釋得太快，經常從外面請專家進行管理培訓，電廠“一把手”也上臺講“安全”課。

　　目前國內開工建設的核電機組多達11個現場48臺，新電廠運行和管理人員培訓的任務很急迫。國內運行的11臺機組，有8臺全尺寸模擬機，有很好的條件承擔起關鍵崗位運行人員（高級操縱員）和管理骨干的培訓任務。運行核電廠應當有全局觀點，急核電同行之所急。他們困難也就在3－5年之內，分擔他們的困難對自身也是個挑戰，不能把這個任務推出去。在這點上大亞灣核電站處理得較好。它們把整個集團公司的人員招聘、新機組生產管理骨干配備和人員培訓承擔起來。在建機組嶺東核電廠生產準備部，還把整個電廠的生產準備工作做標準化處理，分成若干個工作包，提供后續核電廠，簡化其生產準備工作。后續核電廠拿到標準化工作包，只要結合本機組的實際情況做當地化就可以了。這種做法值得其它公司和同類型機組參考。

　　運行核電廠在國家發展核電活動中，還可利用自身的優勢，做出更多的貢獻。例如運行經驗反饋，使機組運行發現影響運行安全的問題，迅速反饋給設計院；培訓設計新人，使他們具備最起碼的核電廠運行感受。一個對核電廠如何運行，對具體設備毫無感性知識的人做核電廠設計，實在不可想象。在這兩個方面，我們所交的學費實在太多了。

　　“安全文化”主要是領導者的文化。選拔什么樣的人做領導大有學問。領導者關心群眾，尊重人，一個集體就有“向心力”。對群眾冷漠的人，即使優秀，也不能當領導干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領導”干部。安全文化的養成，企業領導人的言傳身教是安全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安全文化的精髓，是追求卓越，實現持續改進。作為核電的從業者，特別是高層領導要始終牢記：確保核安全是神圣的社會責任。良好的安全業績，是企業和個人得以創造價值的前提。如果一個領導者對只想著對提拔他的人“負責”，忙著“迎送往來”搞關系，哪有時間和精力下基層，和第一線的職工群眾建立密切的關系，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關注安全文化建設？即使他的“鄭重承諾”、“政策聲明”很嚴密，標語和口號很多很好，也不過是一張紙而已，和“安全文化”建設關系不大。要知道，群眾“大多數人是發現好話與和現實不搭調的高手”。

　　近年來核電廠受到的外部沖擊，最大的是政府的“官本位”主義和所謂的“崗位工資制”。直到本世紀初，電廠的干部制度還是“升官不發財”，職務變動與薪酬關系不大，多數技術人員對“升官”做管理還是做具體技術工作并不大在意，讓技術人員做管理工作是“服從需要”和“組織安排”。隨著后來實行所謂的“崗位工資制”和接連幾次的工資調整，當官的年收入接連爆漲，差別越來越大。無論什么工作部門，行政領導（或主持工作的副職）的工資標準最高，致使多數技術人員感到精神壓抑，似乎不提拔“當官”就是沒有能力，具體工作“崗位”不重要或貢獻不大。政府機關可以采取多提拔干部的做法“擺平”，致使一個部門除“官”之外沒有“兵”。但電廠不能這么干，大量的具體技術業務工作要有人完成，不能都去當“領導”。加之“干部制度”本身存在問題，提拔干部不透明，“關系”成為提拔的重要因素，致使黨群、干群關系越來越緊張。說中國人“不患貧而患不均”，對“按勞取酬”、拉開差距的心理承受力低，并不完全正確。大家對比爾 蓋茨擁有幾百億資產并不眼紅。但對利用職權和影響等手段為少數人謀利益，以“與世界接軌”為借口，無節制地提高自己的薪酬，非常氣憤。這樣的黨群和干群關系不可能調動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不可能不反映到工作上，給本來發展勢頭良好的“安全文化”建設籠罩上陰影。

　　核電因其物理本質決定了“核安全是核電廠的生命”。一次輕微的核事故曾引起周圍居民和整個國家的恐慌。一次僅有場外風險的核事故曾使整個國家的核能事業長期陷入低迷，甚至影響了全世界。一次放射性物質外泄的重大核事故曾給周圍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和環境帶來嚴重危害，甚至亡黨亡國。

　　核安全理念沒有國界，重大核事故具有跨國界的特性。核安全管理必須與國際接軌。大家必須遵守共同的原則，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和“特色”可談。

　　目前核能技術的水平，包括“第三代”甚至某些“第四代”核電技術仍然存在發生嚴重事故的可能性。要使從事核電事業和相關產業的每個人知道這種可能性，時刻、事事保持高度警惕。嚴格按照IAEA核安全專家組安全的理念，營造和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才有可能確保核設施的運行安全。

　　在核電廠、核電管理和監督部門以及相關產業，營造和培育不同層次的“安全文化”才是保證國家核電安全的“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