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8日，是偉人周恩來逝世30周年紀念日。30年來，周恩來總理對勞動者職業安全健康的關懷，一直被人們廣為傳頌，尤其是他在病中對云南錫礦工人肺癌多發的牽掛，激勵了很多人不懈地為戰勝職業危害去奮斗——1975年2月5日，剛剛作完腫瘤切除手術，還沒有下手術臺的周總理，就把北京日壇醫院黨委書記李冰叫到跟前，對她說：云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率很高；應該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就去。
親自主持三大規程的討論
從1953年到1957年，是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建設的起步階段。這期間，在周總理的過問下，中央政府制定了包括《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建筑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和《工人職員傷亡事故報告規程》（習稱“三大規程”）在內的300多種安全法規。1963年3月30日，國務院在系統地總結了建國以來企業安全管理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又頒布《關于加強企業中安全工作的幾項規定》（習稱“五項規定”）。該規定要求企業建立以安全責任制為中心的安全管理制度，進一步規范了企業的安全行為，推動了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開展，促進了“三大規程”的落實，為保障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提供了更明確的法規依據。
“三大規程”，是新中國安全法規的開山之作。10年前，筆者在采訪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老前輩，中華全國總工會原勞動保護部部長江濤老人時，曾聽他說，當年“三大規程”的出臺，有一段少有人知的幕后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偉人周恩來。
1956年5月25日下午，江濤作為全總勞動保護部副部長，參加了國務院正在召開的第二十九次全體會議。江濤說：“那天的會議由周總理親自主持，主要內容是討論‘三大規程’。討論前，在講到制定這幾個規程的意義時，周總理說他在鞍鋼的軋鋼車間視察時看到，通紅的鋼條像飛龍一樣竄出來，工人們在現場手拿鉗子操作，很不安全。要制定一些規定，使工人在生產時有安全保證�！�
這三個規程的前期討論本來已足夠充分，可周總理還是帶著大家認認真真，逐條逐款的反復斟酌。其中有一個細節使江濤永難忘懷，那就是當討論到《工廠安全衛生規程》中有關乙炔發生器與明火的距離和連接膠管的長度時，出現了明顯的意見分歧。因為焊槍與乙炔發生器連接膠管的長度，是焊工作業時明火與乙炔發生器距離的決定因素，這一因素事關安全與否；正確的思路，應以確保安全的理論距離來決定膠管的長度。但有人單純地從節約的愿望出發，認為管子的長度有3米就夠了。對此，江濤堅持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小于10米絕對不行的意見。江濤的意見引起了周總理的注意，于是便離席來到江濤身旁，問道：“同志，你是那個部門的？叫什么名字?”在聽了江濤的回答后，總理說：“好啊！那你就給大家講講為什么需要10米的理由�！苯瓭f：“理由有兩點，第一，乙炔發生器與明火的距離必須在10米以上才能確保安全；第二，乙炔發生器的膠管3米長既不利于操作，又易在操作中發生連接處松動脫落而出事故。”周總理聽后點點頭，并說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采納江濤的意見。江濤感慨地對筆者說道：“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涉及到工人安全與健康的問題時，周總理的態度是何等的嚴肅、認真！”
對作業場所防暑降溫的關心
對于作業環境的防暑降溫和防凍保暖問題，當時通過的《工廠安全衛生規程》第21條規定，工作地點溫度經常高于320C或低于100C，就應采取措施降溫或保暖。后來由于這個標準定得過高，在具體實施中難以達到，國務院才在1957年10月14日發出通知進行修改，將其改為350C和50C。時至今日，這仍然是我國勞動場所防暑降溫和防凍保暖的標準。雖然這一要求至今也未能普遍達到，但從中可見我國政府對勞動者職業安全與健康的重視是一貫的，是高標準的。
就在《工廠安全衛生規程》頒發不久，國務院又發出《工業企業必須認真做好防暑降溫工作》的緊急通知。江濤說，這與周總理深入基層企業，掌握真實情況有關。江濤給筆者提供了一疊資料，其中有1977年1月14日《人民日報》第3版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摘錄。江濤指著這段文字說：“1956年7月的一天，周總理冒著盛夏酷暑，到某煉鋼廠視察。在鑄鋼車間，他問車間負責人，你們這里溫度有多高？回答說有40多度。周總理說：我到過熱帶地區，那里最高氣溫也有40多度，可沒你們這里熱。于是，他對陪同視察的廠長說：你們要關心工人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溫工作。從此，煉鋼廠的降溫風扇就多了起來，還為工人們設置了冷氣休息室，給當班工人供應冰鎮飲料，發放高溫保健食品�！睋懂敶袊膭趧颖Ｗo》（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記載，到1958年，僅鞍鋼的通風機就由948臺增至1271臺，從加熱、軋制到切斷的整個生產操作過程，全部實現了機械化、自動化；工人只需坐在遠離高溫熱源，裝有通風降溫設施的工作臺里操縱電鈕就行。從整個冶金系統的情況來看，當時的防暑降溫工作也都取得了好的成績，一線工人中暑事故逐年減少。與1953年相比，1956年減少90.2%，1957年減少95%。
粉塵危害與“周氏降塵法”
據江濤回憶，在1956年5月25日的那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與“三大規程”同時通過的還有《關于防止廠礦企業中矽塵危害的決定》。江濤說：在討論這個決定之前，周總理曾收到一封來信，是從山東嶗山打石場寄來的。來信說，他們那個采石場，原來有30多人，因患肺病十年八年都死光了。總理看完來信很是心痛，立即把信轉給了當時的勞動部部長李立三，讓他調查研究，要求盡快拿出解決的辦法來。后來經過調研，很快就以國務院的名義草擬了這個決定。
《關于防止廠礦企業中矽塵危害的決定》的發布實施，給全國接觸各類粉塵的工人帶來了福祉。以當時已有70多年開采歷史的江西鎢礦為例：該礦在1954年收歸國有以后，逐步采用機械開采，但仍然是干式作業，即所謂“干打眼”，粉塵對礦工健康危害很大�！蛾P于防止廠礦企業中矽塵危害的決定》使濕式作業和局部通風成為現實，井下勞動條件得到切實改善。從那以后的20年中，該礦所屬11個礦井有9個沒有發現新的矽肺病例。由于濕式作業效果顯著，周總理要求在全國推廣。后來工人們就把濕式作業稱為“周氏降塵法”。
但由于種種原因，當時矽塵危害的形勢依然嚴峻。1962年12月中旬，勞動部、衛生部、煤炭部、冶金部、全總等5個單位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防止矽塵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周總理聽取了矽塵危害的匯報，認為問題嚴重，當即指示：“要力爭在三五年內解決我國工業企業中矽塵危害問題”。并要求以作業點粉塵濃度已經達到2毫克/立方米的單位為標兵，讓其他有矽塵危害的單位向其看齊；各企業應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制定防塵工作規劃，對于所需設備器材，應作妥善安排，必須開支的經費，應當予以解決；各有關部門都應有人管理此事。
1963年2月，周總理決定在原計劃基礎上，追加1300萬元的�？�，總額達到4600萬元。集中解決矽塵危害嚴重的有色金屬礦山、煤礦、化學礦山、玻璃制造、石粉加工、耐火材料、陶瓷等232個企業的防塵問題。1965年10月，第五次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在大連召開，會議進一步貫徹周總理“要力爭在三五年內解決我國工業企業中矽塵危害問題”的指示精神。會議要求在礦山全面推行濕式鑿巖、噴霧灑水等綜合防塵措施；在機械鑄造行業，推行大連機車廠水爆清砂法；在陶瓷行業推廣水磨石英等防塵技術。
當時全國有9400多個企業的5萬多個矽塵作業點采取了綜合防塵措施。據有關部門對6020個企業的3.97萬個塵點調查，矽塵濃度降至10毫克/立方米的作業點占40%，其中降到2毫克/立方米的占24.2%。國有煤礦基本都采取了濕式鑿巖。煤炭部所屬煤礦的2087個全巖、半煤巖掘進工作面采取濕式鑿巖的，由1962年的16%增加到1965年的94.2%。冶金部所屬金屬礦山在推行濕式鑿巖的基礎上，還采取綜合防塵措施，在67個有色金屬礦中，到1965年已有66.2%的矽塵作業點矽塵濃度降到2毫克/立方米。
勞動者永久的懷念
從江濤給筆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和文獻中可見，周總理對勞動者職業安全的重視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其中許多親歷者的回憶更讓筆者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建國以來，無論是職業安全的大政方針，還是某些方面的具體作法，都彰顯著周總理的高瞻遠矚和人本理念。他把堅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化為經濟建設的領導實踐；他在百忙之中念念不忘廠礦企業的安全生產；他走到哪里，就把對勞動者安全健康的關懷帶到哪里——
1954年9月23日，周總理在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說：“在我們的國家里，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充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須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從任何一方面把這兩件事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他還說：“對于職工福利甚至職工安全漠不關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決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
1955年4月25日，天津一家棉紡廠發生鍋爐爆炸事故。針對普遍存在的鍋爐安全問題，周總理指示勞動部，參照國際慣例，設置專門機構，把鍋爐和壓力容器的安全管起來。從1956年起，各地勞動部門開始設立鍋爐壓力容器專管機構。此前，鍋爐安全檢驗由以盈利為目的的私營機構進行。
1956年3月的一天，在鞍鋼燒結總廠的燒結機旁，周總理和工人們親切握手，并指示說：“這地方除塵不好，影響工人身體健康。一定要注意搞好除塵，提高工人同志的身體素質�！卑�，周總理到家屬區看望工人，在工人老楊家聽說他正在休息，便馬上折身出來，悄聲說：“不要驚動他，工人生產很辛苦，不能耽誤他休息，休息不好要出事故的。”1957年2月27日，周總理到重鋼視察，看到人工抬鋼板的情景，說：“人工抬鋼板，又笨重，又危險，一定要多搞機械化，把工人從笨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要注意減輕工人的體力勞動強度�！�
1958年4月，周總理來到了沸騰的三門峽建設工地，在聽取灌漿工人勞動條件的情況介紹時，當面指示工程負責人要注意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事后，總理批示，要求組織調查，解決水電工人的職業病問題。1958年6月26日，周總理在密云水庫工地對指揮部負責同志說，民工們每天勞動12個小時，休息時間太少，要三班倒才能有充分的休息時間�！诳偫碛H切關懷和指示下，水庫指揮部立即采取措施，又抽調3萬民工進行三班倒，既使民工做到了勞逸結合，又加快了工程進度。
1959年6月6日，周總理在河北井陘煤礦視察，和大家一起討論煤礦的安全采掘問題，他說：煤礦生產要經常講安全，認真貫徹安全生產方針，使每個職工都重視安全生產。針對如何認識安全和生產的關系，他說：“在煤礦，安全是主要的，生產和安全發生矛盾時，生產要服從安全�！痹谝粔K黑板報前，周總理對大家說：黑板報要表揚安全生產的好人好事。
1960年，我國第一艘萬噸輪“躍進”號觸礁沉沒，周總理對當時的交通部長說：你們搞海運的，也要“安全第一”。周總理這樣說，是因為早在1957年，他給中國民航的題詞里就有“安全第一”這四個字。后來，“安全第一”就成了各行各業安全工作的指導方針�！拔母铩逼陂g，有人借“安全第一”生事，周總理針鋒相對，作了堅決的斗爭……
值得一提的是，在偉人仙逝26年后的2002年，“安全第一”寫進了《安全生產法》，成為我國安全工作的法定方針；如今，以人為本、安全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又為搞好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拓寬了道路。我們要倍加珍惜、堅定信心、努力工作，以告慰偉人的在天之靈。